二代血統決定身份收入“拼爹”刺激社會神經

　　“坑爹的二代”事件頻頻刺激社會神經

　　“坑爹的二代”現象之所以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源自一系列社會事件。

　　不久前,浙江省義烏市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一輛保時捷跑車與一輛寶馬跑車高速相撞。

　　據了解,肇事的兩輛車中,保時捷跑車的車價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寶馬車大約價值120萬元。

　　據寶馬跑車車主的父親吳先生所述,他是做襪子生意的,寶馬車里的男女是他的兒子和兒媳,車子是兩個月前剛買的,目前整個義烏市只有兩輛。他還證實,保時捷跑車的車主是義烏市某房產公司老總的兒子。

　　“富二代”飆車相撞的說法不脛而走。或許,這僅僅是一起涉及了兩個“富二代”身份的人之間的交通事故,尚不足以大驚小怪。但更多時候,“坑爹的二代”事件頻頻挑戰的卻是社會公平的神經甚至涉嫌違法犯罪。

　　今年5月,浙江省寧波市警方一舉抓獲17名吸毒青年。據介紹,被抓的“癮君子”中,絕大多數為“80后”,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辦企業的,家庭富裕。事發當天,這些青年穿著名牌服飾,駕駛名車,躲在酒店里吸毒。

　　而在近年來的公職招考中,某些領導干部子女屢屢利用關系劍走偏鋒的事件更是屢有發生,已經從招聘過程的潛規則發展到了招聘崗位的量身定制。

　　一名知情人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有些事業單位招聘,都是內部秘密發布招考通知,考試對象實質上全是某些領導的親戚、朋友等。“基本定向內部通知,外人毫不知情。筆試內容鎖定范圍、及格線模糊,為了讓參加考試的人都能考上,有關領導可謂是煞費苦心,一是指定專人編制復習資料、考試測試題；二是讓參加考試的人員全脫產復習,就如一位領導說的,‘就差親自替他們做一做了’”。

　　據了解,在江蘇省,曾由政府出資為“富二代”開培訓班,即實施所謂的“千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培養計劃”,此舉更是引起公眾輿論的質疑和不安。

　　“政府直接插手培育‘富二代’,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的越權行為。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是用公共資源把富裕人群以‘家族化’的方式固定下來。另一方面,就眼前的‘功利’而言,與其說是在培養企業家后代的經營管理能力,不如說是在完成官商之間‘人脈’的代際轉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二代”現象或致社會分化嚴重

　　盡管各種“坑爹的二代”現象頻頻進入公眾視野,挑戰社會神經,但有關專家還是呼吁,應理性看待“二代”現象。

　　“最近一個時期,媒體上出現了一股坑爹的二代熱,常見的有‘富二代’、‘壟二代’,還有‘貧二代’等等,公眾和專家學者都對此議論頗多。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貼標簽’的做法,會導致公眾對某些社會人群的‘刻板印象’,最后走向事實上的歧視。”唐鈞說。

　　一名地方工商聯的負責人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其實,無論是“富二代”、“窮二代”,還是新近出現的“黑二代”,都是社會貧富差距在代際問題上的一個突出顯現。但是,在“富二代”中不見得都是壞人,在“窮二代”中也不見得都是好人。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坑爹的二代現象,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害怕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優質資源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并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二是擔心社會競爭的公平性下降,使得社會垂直流動性降低,不同人群之間的流動通道日益狹窄,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三是疑慮分化后的代際之間是否能夠形成共享的價值觀,從而使社會斷裂得到有效彌合。”這名負責人說。

　　他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坑爹的二代之間出現分化在所難免,關鍵在于發展的環境要確保公平、發展的共識要取得統一。“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人的發展都存在著‘馬太效應’,即強者愈強。相比于‘窮二代’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能保證機會和起點的公平,這樣對社會發展是很危險的”。

　　“如今不論貧富,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但關鍵在于改革分化后,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享的價值觀,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貧’、‘富’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說相對的窮或富,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圖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都從自身所處的相對優越的環境和既得利益出發,那么終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不公平競爭的犧牲者。”這名負責人說。

　　一名地方團市委的研究人員向《法制日報》記者證實,當地青壯年農民工流動的總體情況是:流動半徑較小,流入地主要為遷移成本低、文化隔閡少且容易獲取和創造效益的鄰近城市,流入行業主要是第三產業。“總體而言,二代農民工利益邊緣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權益保障狀況堪憂”。

　　有專家認為,這樣一種平行的流動,讓不同的二代之間沒有交集。而正是這種沒有交集的流動,讓“二代”現象成為轉型期人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政府部門應當對目前的情況予以警惕,讓貧困在代際之間傳遞是最不應該發生的事,政府部門應當維護好各類人群向上流動的通道。”唐鈞說,“社會學理論認為:在一個有序運行的社會中,處于社會下層的個人或社會人群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發展的。如果一個社會從下層向上流動的管道都被堵塞,人們怎么努力,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社會就不正常了。顯然,這種社會現象與當今中國正在為之努力的‘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