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文脈接續——商務印書館與福建知識分子的故事

　　1897年，商務印書館創辦于上海。創立之初，正值中國歲月動蕩、風雨飄搖。正是在這樣艱難的時局之下，商務印書館竭力繼承中華文化，積極傳播海外新知，辦教材、出雜志、印古籍、譯新書，在夾縫中探索著“開先啟智、守正出新”的道路，對近現代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說的傳播貢獻巨大，與北京大學一起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無論是較早在福州設立分館，還是一批批福建人接續參與出版、發行、編譯以及經營管理，商務印書館與福建都有著千絲萬縷的深厚淵源，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

福州分館是較早的分支機構之一

　　福州分館是商務印書館在全國較早設立的分館之一，也是省外出版發行機構在福建設立的首家分支機構（商務印書館在福建設立的另一個分支機構是廈門分館）。1906年5月，商務印書館在繁華的南街花巷設立福州分館。福州清末舉人高向瀛參與籌辦福州分館并成為首任經理，因此被譽為“福州分館的拓荒者”。

　　據《福州市志》記載，商務印書館福州分館剛開辦時僅10余人，年營業額有10余萬元（銀元）。至1933年，人員發展為28人，年營業額達30萬元。

　　福州分館以發行教科書為主，其次是銷售商務版的各類圖書、畫冊，兼營文具、儀器和原版外文書籍，書籍主要來自上海總館，并通過批發、代理等形式，將圖書發行到閩東和閩北。福州分館也協助總館協調溝通與閩籍或閩地作家之間的業務聯系。

　　抗日戰爭期間，由于運輸需要，福州分館曾在南平設立辦事處，中轉各地運來的圖書。福州二次淪陷時，館中大部分人員撤往永安，并設立分銷處。抗戰勝利后，全體人員才重新遷回福州。

商務印書館中的閩籍知識分子

　　在商務印書館一百多年特別是早期發展歷程中，來自福建的知識分子群體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31年，在商務印書館供職30年的元老莊俞做過統計，該年商務印書館總館中福建職員共45名，位列江蘇、浙江、安徽之后而居第四，而來自福建的知識分子大多位居要津。

　　在這些閩籍知識分子中，高夢旦可謂是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高夢旦歷任商務印書館國文部部長、編譯所所長、出版部部長等職。他為人嚴謹持重，求真務實，思維敏銳，對時局的判斷高人一籌，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總公司的張元濟常與其商談要務，倚為左膀右臂。

　　20世紀初，高夢旦把握國民教育發展動態與方向，提出以分科編輯的方法編寫《最新教科書》并付諸實施。1904年底，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國第一套小學國文教科書，開辟了具有學科意義的語文教科書的歷史新紀元。而后高夢旦又建議張元濟編寫《新字典》和《辭源》，并親自參與編寫，兩本工具書開創了我國現代出版工具書的先河。

　　從此，張元濟、高夢旦始終主導著教科書的出版工作，商務印書館編寫出版的新教材盛行了十余年，久立行業鰲頭，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教科書的基本格局。張元濟等人更從此為商務印書館確立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發展宗旨。

　　作為商務印書館的高層人物，高夢旦虛懷若谷、舉才納賢、提攜后進，為商務印書館舉薦了大批有用之才。出版史專家汪家熔評價高夢旦“因思維周密，斷事慮無不中，故總公司凡遇重大進退，皆取斷于高，張元濟視之如左右手；人稱之為參謀長”，高夢旦在商務印書館的地位與威信可見一斑。

閩籍作家是編譯典籍的中堅力量

　　商務印書館倡導新思想新學術，譯介西方典籍就是其重要創舉。為此，在商務印書館下設的印刷所、編譯所、出版所之中，以編譯所最重要，

　　是編譯典籍的核心。編譯所在近代鼎盛時期下設20多部，職工多達數百人，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完備、影響最大的編譯單位，而此時編譯所的所長正是高夢旦。此外，編譯所還廣泛吸納當時社會上的學術精英，其中不乏一批優秀的福建編輯出版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閩籍出版編輯人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編譯典籍上，更為商務印書館吸引了一批極富才情學識的閩籍作者。其中最為人所熟知者，就是嚴復和林紓，兩人均是福州人。

　　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嚴復在甲午戰敗的關頭創辦《國聞報》，翻譯刊發《天演論》，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和科學，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從1903年開始，嚴復的譯著開始由商務印書館刊行，《嚴譯名著叢刊》等相繼出版。1904年商務印書館發行嚴復著述的《英文漢詁》一書，在我國首開漢字橫排制版的先河。尤其是其翻譯的《天演論》更是風行全國，從1905年到1927年共印行了32版，對當時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影響。

　　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林紓與同為福州人的翻譯家王壽昌合作，以《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的豐碩著譯生涯。在此后27年，他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余篇針砭時弊的文章，完成了40余部著作，翻譯了180余部西方小說，其中僅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小說”就多達百余種。

　　可以說，閩籍作家是編譯典籍的中流砥柱。正如曾任編譯所理化部負責人的鄭貞文在回憶時所說：“早期商務所出文哲政經等書刊，福建的作家卻占相當地位，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高氏兄弟和當時福建人士如嚴復、林紓等有同學同年的交誼，鼓勵他們寫作以豐富稿源。”

新文化中的閩派力量

　　期刊是商務印書館影響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陣地，其發行的期刊《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等，積極傳播近代學術思想，引領國內思想文化教育新思潮，在近代中國具有廣泛而持續的影響。

　　在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數十種期刊中，福建人發揮的作用亦不能忽視。例如，1911年，商務印書館創刊《法政雜志》，林覺民的堂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書法家林長民參與了創辦與編輯。1937年，《文學雜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林長民之女林徽因是編委之一，也是該雜志的主要撰稿人。此外，心理學家、翻譯家唐鉞擔任過《教育雜志》的主編。

　　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鄭振鐸與他主編的《小說月報》。1921年，原籍福建長樂的鄭振鐸由茅盾（沈雁冰）介紹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次年創辦我國最早的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從1923年起，鄭振鐸任《小說月報》主編，他繼承沈雁冰的改革精神，使《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也成為倡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陣地，一直到1932年因戰火而停刊。

　　商務印書館作為近代出版界的巨擘，在近代文化傳播和塑造中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成為文化發展的風向標。百年來特別是在商務印書館創立發展的早期所集聚的一批閩籍知識分子，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商務印書館也為閩籍知識分子參與現代出版實踐、發出思想先聲提供了平臺，這些閩籍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精神氣度，對后人也是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

　　2021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在福州市的大力支持下，商務印書館與福建新華發行集團聯手合作，使商務印書館福州分館得以在福州新區濱海新城重新開業。跨越百年風霜雨雪，商務印書館與福建再續前緣，文脈仿佛在此接續，在新的時代繼續開拓“開先啟智、守正出新”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