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中國改革的真正邏輯

科斯與鄧小平的“會面”

　　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將交易費用引入了經濟學分析。誠如他本人所言，這固然算不上經濟學高深理論的“創新”，卻“引起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在科學上，從完全意識不到交易費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再到進入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層面。

　　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規則、合約及其履行、組織、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演講時統稱的“生產的制度結構”，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也就要求正統經濟學理論分析制度的建立與運行，發現作為限制條件的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樣一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之后逐漸收窄的視野——核心部分甚至是僅僅關注價格決定的價格理論，就得以重新擴展，成為包括分析產業、市場、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與國家，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約束下所有人類行為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才是“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首先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他提出交易費用概念的論文，研究的是企業的性質，經驗基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并以此為臺階走向正交易費用的世界，經驗基礎則是西方國家法治下侵權判案的司法實踐。

　　當科斯的名字剛剛為中國人所知的時候，中國的現實世界里既沒有發達的公司，也缺乏法治的傳統，也就是沒有深入理解科斯經濟學的經驗基礎。但科斯經濟學包含另一個重要內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卻引起中國經濟學家和讀者的高度關注。在那篇論述企業性質的著名論文里，科斯問：在價格機制協調資源配置的市場里，為什么存在靠權威下達命令來組織運行的企業？答案今天眾所周知：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

　　科斯又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運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廢止了市場交易，經濟運行是不是就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受到經濟力量的制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價格機制不免費，企業連同企業家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不免費。這就是科斯命名的“組織成本”。組織成本的存在，限制了所能節約的市場交易費用的大小和范圍。

　　仿佛在不經意間，科斯就劃清了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界限。簡單地說，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也是一種企業理論：隨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內的計劃、權威和命令就擴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權威與命令。由于不受企業組織成本的制約，覆蓋全局的權威、計劃和命令再也無須為市場交易留下任何空間，交易被消滅了，交易費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這樣看，中央計劃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都出現明顯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識不到計劃、權威、命令的成本，后者則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靜地告訴我們，那對立的兩極共同思維方法，是無視真實的成本限制。

　　中國開始知道科斯的時候，中國面對的經濟難題不是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而是中央計劃命令體制的組織成本太高。因此，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如何解決國民經濟的決策權力過于集中，計劃命令的信息成本過于高昂的問題。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科斯)離開了“看不見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協調機制并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鄧小平)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并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就是改革的中國！如果科斯教授與鄧小平真的有機會謀面，“他們可能會相互欣賞”——我大膽推斷。

　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其實，唯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才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付出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經濟的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配的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于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于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征。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國家超級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并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

　　中國在實踐中走出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并界定產權、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家協調更大的舞臺，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產權、合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國家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會因此而增長。

　　在真實成本的限制下，“用一個合約代替一系列合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系列合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家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市場之中，與私人產權、合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許多組合，并都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制的范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制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中國奇跡”——也刺激了理論家們的膽量，以至于任何一種猜測出來的因果聯系，都可以聲稱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不過，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向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對中國體制的現狀和未來，得出經得起更長遠歷史檢驗的判斷。

　　所以，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國有機會成為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本文編輯/仇江鴻，選自《清華金融評論》2014年第1期總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