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黑孩”被起訴了 戶口管理制度合法嗎？

　　終于有人就“黑孩”問題起訴了。

　　據媒體報道，“已年滿八歲的小杰至今沒有戶口，原因是未繳納33萬元的巨額社會撫養費。10月9日，小杰的母親劉女士將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公安局拒絕為其子辦理戶口登記的行為違法。”

　　報道說這位劉女士和小杰的父親王先生各自離婚前都有一個孩子，離婚時都跟了配偶另一方。他們是同居生下小杰的。王先生2012年病故，劉女士也沒有穩定的工作。所以劉女士和小杰實際上是孤兒寡母，靠劉女士打工謀生。這樣一個家庭要拿出33萬沒有可能；否則也不大可能讓小杰當了8年“黑孩”。

　　小杰還算幸運，沒有被學校攔在門外，但估計也沒有正式學籍，這對以后升學是個大麻煩。據我所知，許多地方“黑人”因為沒有戶口不能就近免費接受義務教育，不能領結婚證、“生育服務證”(這意味著下一代將成為“黑二代”)，不能參軍、考公務員，不能享受“低保”和“醫保”，不能辦理“暫住證”、“營業執照”、“外出務工證明”而只能“打黑工”，不能買房、租房而只能住“黑屋”(房東不登記房客的身份證號碼要受處罰)，無法在銀行開戶、從郵局取郵件，也無法買火車票和機票。

　　2011年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時說，中國無戶口的“黑人”有1300多萬。這些“黑人”大部分是0-6歲的孩子，其中多數是因為無證生育而父母又未繳納或未繳清“社會撫養費”而無法取得當地計生委的證明去公安派出所落戶，也有些是因為父母沒有按當地計生委的要求“一胎上環”或“二胎結扎”而無法落戶。可見把計劃生育跟孩子的戶口捆綁在一起的做法絕非北京獨有，相反北京倒是沒有強迫“一胎上環”、“二胎結扎”。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本身就存在眾多問題，例如以“社會撫養費”彌補兒童福利支出跟稅法的基本原理相沖突，《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增收管理辦法》轉授權給各省市自治區違反立法法，各省市自治區關于“社會撫養費”的規定賦予了計生行政部門以幾乎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社會撫養費”事實上變成了隨意罰款，跟《人口和計劃生育法》的措辭和起草說明相悖。

　　義務必須具體明確。如果與義務對應的權利人或行使權力者對義務有很大的解釋余地，就會不適當地加重義務人的負擔，甚至使義務成為一種奴役。公民不履行義務當然會產生相應的法律責任。責任作為比第一次義務更重的二次義務，仍然具有義務的一切特征。義務必須具體明確，責任也必須具體明確。違反義務可能產生賠償責任，可能被罰款，甚至可能被判刑，但這一切都必須以法律的明確規定為依據。不能以違反某項義務作為隨意剝奪公民權利的理由，更不能以違反某項義務作為剝奪公民一切權利的理由。而剝奪戶口或拒絕落戶，在無證寸步難行的中國大陸，幾乎相當于剝奪一切權利，“黑人”的法律地位跟寵物其實沒有多大差別。

　　哪怕不履行義務可以隨意剝奪權利，該被剝奪權利的也應該是劉女士和王先生本人。哪怕對王先生掘墓鞭尸，也比不給小杰上戶口要合理一些：好歹你可以說王先生未經政府批準生孩子是自作自受！孩子不是他自己能來到這個世界的，是父母把他帶來的。不給孩子上戶口，是因父母的行為而剝奪孩子的權利，是跟現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株連。父母殺了人，政府不會懲罰他們的孩子，難道無證生育真的比殺人還可怕嗎？

　　從來沒有任何法律、法規、規章將計劃生育跟孩子的落戶問題掛鉤。公安部還曾多次發文要求各地解決戶口的漏報、重報和人戶分離問題，但都在“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下打了水漂。以孩子的戶口來要挾婦女上環、絕育，還跟《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定的公民對避孕、節育措施的知情選擇權存在明顯沖突。

　　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1958，以下簡稱《條例》)第六條規定，“公民應當在經常居住的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一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根據它確立的“申報-登記”制度，不但計劃生育捆綁孩子戶口是違法的，連城市戶口準入制度也是違法的。《條例》甚至把戶口登記規定為一種公民義務，也就是說不登記是違法的。《條例》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第七條規定嬰兒出生后“一個月以內”必須申報出生登記，第十三條規定“城市在三日以內，農村在十日以內”必須申報遷入登記，第二十條更規定“不按照本條例的規定申報戶口的”可“根據情節輕重，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或者追究刑事責任”。不登記違法，去登記又不讓，法律應該這樣強迫“公民”違法嗎？（南方都市報 楊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