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工作規則》,要求各部門“不得接受地方送禮和宴請”,這是繼中共中央在去年12月提出八項規定、六條禁令以正黨風和政風以來,三個月內出臺的第二次嚴厲打擊公款吃喝的政策。“公款餐飲業”的春天,看來真的來不了了。
有統計數據顯示,全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已達3000億元。這個數字是個什么概念?以2012年華為的凈利潤(150億元)計算,這是華為所有員工奮斗20年才可以創造的價值。而以開一個100人的服裝廠大致需投入100萬元計,用這些錢可以開30萬家這樣的服裝廠,解決3000萬人就業。
為什么在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出臺前,那么多高檔酒樓可以漫天要價,花樣百出的中國宴越吃越貴、越吃越奇,魚翅、鮑魚都已成稀松平常?為什么在中國公款一年能吃掉30萬家服裝廠?用一句“舌尖上的中國”顯然無法解釋。中國自古崇尚節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餐桌上的驚人浪費違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精髓。
從經濟學角度看,以“三公”消費為主的高端消費是一種扭曲的消費模式,而非市場發展的常態。在這種扭曲的消費模式中,公款消費的人群并不考慮消費成本,也不考慮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因為這些開銷并不來自自己的腰包。只要在能夠報銷的范圍,成本是否合理,消費是否必需都不在考慮之列,把錢花出去才是硬道理,從而支持了這種畸形消費。而十八大后中央提出的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實際上是抽掉了這種畸形消費模式的支柱。
部分依托“三公”消費的商家盡管受到沖擊,但仍抱著觀望心態,希望風頭一過,“公款餐飲業”又會再度繁榮。畢竟,過去幾十年中,中央的政策就像一陣風,來勢雖猛,但時間一長,也就化如和煦微風。商家的經驗是,只要熬過這個難關,又可以重振旗鼓。但這一次,他們可能要失望了。
君不見,現在全國已經先后進入春暖花開的季節,但那些依托“三公”消費的高端餐飲業卻并無復蘇跡象。商務部今年2月的數據顯示,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在北京、上海和寧波分別下降35%、20%和30%左右。刀魚價格從每斤8000元跌到400元,以湘鄂情等為代表的高檔酒樓在一些地方的經營也陷入困境。
結合中共中央在十八大之后一系列的政策和舉動,尤其是28日國務院頒布的工作細則,顯示八項規定、六條禁令絕非權宜之計,更不可能僅僅是一陣風。它發出的一個信號是:在過去幾十年未被消除的弊端未必就有正當性,在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不正之風也未必就能安然無恙繼續存在下去。中國的改革確實已進入一個新的實質性除弊的階段。
目前,依托“三公消費“的高端行業陷入低谷,實際上是回到了市場的常態。市場本身跟高消費并不沖突,目前全國范圍內跟“三公”消費關系不大的高端市場行業仍在增長。所以,這次受到沖擊的行業面臨重新洗牌和轉型。中國仍然需要高端市場,但這種高端市場必須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民間消費基礎上,而不是行政權力濫用的基礎上。從中國的發展趨勢看,民間的高端消費市場仍有極大增長空間。筆者希望,這次受到八項規定沖擊的商家應該把握住歷史機遇,盡快開拓民間市場,徹底擺脫過去那種對“三公”消費的變態依賴。只有民間的市場才是健康和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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