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馬高官超90%實行異地審理:防貪腐關系網干擾

高官審理中的司法進步

到了薄熙來案，會見難、閱卷難等障礙幾乎都不存在了。

　　2000年2月13日至14日，江西省南昌市中院開庭公開審理胡長清受賄、行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2月15日，一審判處胡長清死刑。胡長清不服提出上訴。3月1日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法復核。2000年3月8日，胡長清在南昌被執行死刑。

　　從開庭審理到死刑執行，在前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處決一個副省級高官，這樣的“辦案效率”十分罕見，也引發了過于“草率”的質疑，因而招致法學界的詬病。

　　北京市二中院對劉志軍案進行的庭審，只用了3個半小時，時間之短亦令人詫異。但據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為劉志軍辯護的律師錢列陽稱，在庭審之前，法官、檢察官、律師已經開了庭前會議，控辯雙方爭議的許多內容在庭前會議上已經處理完畢。

　　作為刑事法學家，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不欲對這類案件的政治色彩過多評述，“我們應該評論它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腳。例如，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納是否嚴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如果一定要考慮政治的因素，那就要讓高官的審判更公正、公開，這是我們要考慮的最大的政治因素。如果相反，效果反而不好。”陳忠林說。

　　應該說，無論是中國的法治進程還是中國的政治文明總體上正在不斷進步。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高子程（微博）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陳良宇案的辯護中，他明顯感覺到該案的司法程序各方面都比其他高官案件做得更好。例如，高子程被允許在秦城監獄會見了陳良宇4次，“4次會見，說實話是不夠的，我還有幾次申請沒被批準”，但在當時的法治環境下，那已經是一種進步。

　　但會見難、閱卷難的問題，在高子程代理的其他諸多高官案中卻普遍存在，包括他接受劉志軍家屬委托之后，曾4次申請會見都沒被批準。而在2006年中國建設銀行原董事長張恩照受賄案中，作為辯護律師的高子程要求與張恩照的會見受到了較多的限制。“雖然也會見了，但我們有許多次的會見申請沒被批準。而嚴格來說，這種限制都是不符合刑訴法規定的。”

　　但到了薄熙來案，這些障礙幾乎都不存在了。

　　新華社發表的《薄熙來案庭審紀實》一文采訪了薄熙來的辯護律師李貴方。李表示，庭前，他們依法查閱了全部案卷材料，復制了相關證據，并20多次會見被告人，就辯護思路等與薄熙來充分交換了意見。

　　而據薄案的另一位辯護律師王兆峰向媒體透露，會見時，基本上能保證獨立進行。“有時候一見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甚至弄到晚上很晚，得留在那里吃晚飯……有段時間跟上班似的，幾乎天天去，最多的時候一周去五六次。”

　　高子程感嘆：“一方面是因為薄案的案情復雜，另一方面是現在的司法明顯進步了。”

　　應該說，過去20多年，高官貪腐案件的審判在法治水平上的進步，至薄熙來案到達了新的高峰。

　　趙秉志總結稱：一是高官貪腐案件實行異地審判已成慣例。二是對貪腐犯罪高官適用死刑越來越嚴格。三是對貪腐犯罪高官訴訟權利的保障越來越充分。四是對高官貪腐案件的審判程序更加公正、公開。

　　薄案結束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說，對薄熙來的查處……從依法指定管轄，到公開透明審理，縱觀整個案件查辦過程，從一開始就沿著法治軌道逐步推進。“這再次表明我們黨和國家‘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

　　人們甚至期待在薄案之后，該案的公審方式會成為未來審判高官貪腐案件的樣板。

　　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表示，該案庭審公開的方式是在新媒體環境下人民法院將重點使用的一種方式，但不是今后所有的貪官犯罪案件、國家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案件都一定要 “一刀切”。

　　“我希望無論對誰審判都要做到程序的正當這才是法治化的庭審。”田文昌認為，“能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對法治發展水平的一個檢驗和標志。”

　　高子程較為樂觀，他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四中全會以后，行政對司法的干預會越來越少。“目前中央的調子和大方向是正確的，這為排除干擾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