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因冤案才反對刑訊逼供
新京報:改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句話,我們走了這么多年?
王敏遠:強迫自證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訴法也是不應該允許的。刑訊逼供本來就是我們禁止的。
新京報:為何刑訊逼供還是屢禁不止?
王敏遠:因為刑訴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規定,如果法律只是規定了不允許刑訊逼供,但是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據,怎么遏制刑訊逼供?
作為一種現象,刑訊逼供的原因很復雜。這和超期羈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審訊破案、靠口供找線索,這種偵查模式沒有改變,是導致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也有人說,刑訊逼供的確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遠:冤假錯案背后往往有刑訊逼供,但并不是刑訊逼供一定會造成冤假錯案。如果認為刑訊逼供一定導致冤假錯案,那就是把偵查人員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壞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
審訊時律師在場可減少刑訊
新京報:躲貓貓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監督的問題,解決看守所監督和審訊時律師在場這兩個問題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遠:刑訊逼供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徹底解決。重要的是要促進這個過程,而不要停滯,更不應阻礙這個過程。如制定審訊時律師在場的規則,雖然連律師一起打的情況也會發生,但畢竟大多數情況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報:什么是阻礙這個過程?
王敏遠:有一種觀念認為,偵查犯罪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職能部門沒有個人的私利,是為了社會治安,為了發現、揭露、懲罰犯罪,所以強調程序公正,禁止刑訊逼供就給我捆住手腳,就難以辦案了。這是錯誤的觀念。
新京報:在刑訴法修改中應該如何操作?
王敏遠:刑訊逼供原因很復雜,但法律上的對策沒那么復雜,規定相應的預防措施,如全程錄音錄像,審訊時律師在場等,再規定適當的法律后果就夠了。
證人作證不公開是秘密審判
新京報:刑事訴訟中一直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證人出庭很少。
王敏遠:證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有爭議就得出庭。此外,特別的證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證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關鍵證人的證言決定人的生死,人命關天,就算沒有爭議,也必須要出庭。辦案警察和鑒定人要出庭,因為警察辦案過程的情況對發現真相有很大影響,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審訊的。
新京報:有的案件在審判中,證人拒絕回答問題。
王敏遠:這時法官要裁定,這個問題必須回答,如果作偽證還要追究責任。沒有有效質證,這種出庭是沒有意義的。所以證人出庭作證的數量并不重要,質量最重要,簡單地提高證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報:如果有的證人堅持不出庭怎么辦?
王敏遠:要設置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該證人的證詞就不能采信。
新京報:那偵查機關恐怕會反對。
王敏遠:證人作證不公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秘密審判。秘密審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錯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公正的實現,而且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新京報:此次刑訴法修改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王敏遠:和刑法修改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刑訴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協調,涉及公、檢、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職能,是個艱難的過程,是個大家達成共識的過程,這使得刑訴法修改的難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這次修法得以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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