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本質的原因還是現行考試制度。吳遵民認為,教育系統內減負、小學零起點入學等一系列舉措,傳遞了科學育人導向,也的確減輕了學生負擔,但并沒有改變教育整體框架格局和中、高考選拔仍以分數為主要導向的現狀。家長們需要爭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千方百計讓孩子得高分,“抄近道”的培訓機構自然就會大行其道。
“一方面,中、高考命題有待規范,超綱考題、偏題怪題增加了老師的心理負擔;另一方面,升學率高低仍是教育行政部門考評學校的最重要指標,‘指揮棒’壓力不減,就會促使學生和家長把學校減的負,在校外又重新背起來,而學校沒有動力去制止這種現象。”吳遵民說。
在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軍看來,教育的焦慮同時也是社會發展變化的縮影。他說,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結構,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一個兩個孩子身上。這是焦慮的物質基礎。
社會基礎則有多種構成。尤其對于接受過優質高等教育、已經在大城市立足的年輕父母來說,他們深知自己奮斗的艱辛,但一方面仍有包括住房、醫療、養老、環境等在內的重重壓力,一方面又有對下一代能否維持或爭取較高生活質量的擔心。這種焦慮只能傳遞給家庭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