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養活這一大家人,他父親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歲的爺爺還得去干農活。”鄉親們說,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幾分,老人種的所有糧食“值不了幾個錢”,“現在種地基本不賺錢,年輕人還能喂牛喂馬,可是他一個快80歲的老人已經不能喂牛喂馬了”。
按照這樣的邏輯,鄉親們認為,在韋某勝的父親因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韋某勝成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鄉親們掰著手指頭介紹說,村里14~18歲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計有一二十人。他們并不清楚“童工”的定義,對于其中16歲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數量并沒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韋某勝一個人”。
在交談中,鄉親們固然并不認為“讀書無用”,但對“讀書有用”的觀點也并不堅守。對于是否每個家庭都能承擔高中、大學階段的投入,以及“砸鍋賣鐵”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帶來體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們并不抱有絕對的信心,“有一些大學生也掙不到錢”。因此,對于那些成績較差、未體現出讀書潛質的孩子,這些農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