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學生化的全運會冠軍 職業體育等著高校體育來“敲門”

­　　更學生化的全運會冠軍，更豐富多彩的朋友圈——

­　　職業體育等著高校體育來“敲門”

­　　9月6日，江杰華、高澤、馬靖惟、王煜4名清華學生代表“京魯隊”在全運會4×100米接力預賽中，以39秒00的成績排名預賽第二晉級，成績僅次于吳智強、梁勁生、林任鏗和張培萌組成的京浙鄂粵隊。賽后，清華大學體育部主任劉波在朋友圈發了一句話：“這是‘清華制造’的又一典型案例。”

­　　“學生軍跑出39秒，我們還挺滿意的。”在預賽后，高澤談及將與國家男子接力隊成員的同場競技，“要想超越他們會很難，但我們爭取突破39秒，如果接棒足夠完美，我們就有能力突破39秒，就有能力和他們競爭。”高澤表情自信而輕松。

­　　戴著眼鏡狂奔的1%

­　　“戴眼鏡會不會影響比賽？”沒有意外，郭鐘澤再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他還沒回答，汗水就識趣地繞過鏡框和鼻梁“黏”在一起的部分，“跑起來，它真的不會掉。”

­　　同樣算不上意外的還有奪冠。9月3日，就讀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郭鐘澤代表上海隊獲得全運會男子400米冠軍，近幾年，這個戴著黑框眼鏡的北大男生在國內比賽男子400米項目上屢屢摘金，冠軍幾乎無一旁落。這次公布成績時，他下意識地用手抬了抬眼鏡“看仔細”，“當時懷疑自己看錯了。”21歲，他在400米中跑出了45秒14的全國紀錄，而此前的紀錄還是16年前，由徐自宙在東亞運動會上創造的45秒25。

­　　郭鐘澤的出現總讓人想起清華大學的“眼鏡俠”胡凱，外界對他們在對抗速度過程中眼鏡如何安放的問題從未間斷，就像始終好奇他們怎么在學習和訓練之間找到平衡一樣。眼鏡，被大眾下意識地當成了象牙塔的“標識”，在田徑場上仍會招來一些好奇目光，盡管，大學生運動員和專業賽場相互之間早就不陌生了。

­　　1987年，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在高校試辦高水平運動隊，這是“體教結合”邁出的第一步。按照兩委的規劃，“體教結合”就是要建立一個除體育系統培養運動員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統為主體的體育人才培養體系。但體教之間的罅隙讓這個體系中培養的競技體育人才因“業余身份”無法直接參與一些高端競賽，為解決學生參賽及學校訓練保障等問題，清華和北大開始了和各省市專業隊合作的嘗試。

­　　“讓學生在各個省市注冊，代表他們參加全運會，注冊后會給我們提供訓練經費、醫療保障等多方面的支持。”劉波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回憶，清華率先作了嘗試，“大概在1997年出現了第一批學生運動員。”

­　　與之并行的還有“運動員學生”，即最初身份是運動員，在體育系統內訓練成長，取得好的成績后進入大學，這就使得孫楊、謝震業等明星運動員可以在結束全運會賽程后赴杭州參加全國學生運動會的角逐。

­　　“總體來看，全運會上涌現越來越多大學生是體教結合30年的效果在顯現。”首都體育學院校長鐘秉樞認為，無論是“運動員大學生”還是“大學生運動員”，當下的運動會已經越來越能體現體教雙方“互相開門”的態度。只是，現在還是把目光集中在大學生運動員上，“高水平運動隊招生不得超過主管部門核定的本校年度招生計劃總數的1%”，所以真正能像郭鐘澤、王宇一樣達到國家隊水平的大學生還是鳳毛麟角，劉波說，“雖然人才數量在不斷增長，但具有很高競技水平的學生仍是個別，這只能看作體教結合的初步成果。”

­　　“體育圈”之外有更精彩的朋友圈

­　　上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提出過“業余趕專業”的口號，劉波強調，“指的是用業余身份趕上專業運動員的成績，真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要進行專業的訓練。”可專業運動員必不可少的營養、傷病恢復、醫療保證等保障體系，都是高校體育的短板。

­　　盡管在增強軟硬件設施、引進國家隊教練等方面的努力下，學生運動員成績有所提升，可這些“福利”只能算是有益的補充，“一星期多發3張洗澡票。”提起學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全國學校體育聯盟(教學改革)主席毛振明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透露，即便是大學生的冠軍隊伍，學校也很難給更多支持，“尤其團體項目，很難成體系”，毛振明回憶起10年前，學校的籃球、足球、橄欖球3支隊伍“一年經費約10萬元”，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高水平的體育人才就是“冒”，“出一個是一個”。

­　　在郭鐘澤破紀錄奪冠的同一天，28歲的趙婧代表上海隊在女子1500米的比賽中實現衛冕。這位復旦大學自主培養的學生運動員，即將成為一名大學體育教師，對她而言，下午上完課3點20分就去訓練場，有時候訓練完了就餓著肚子去上課的生活已成過去。

­　　“未來的趨勢是高校化，雖然正兒八經在學校里面練挺難的。”趙婧曾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年在學校奮斗時和在體工隊待遇完全不同，“在食堂打十幾塊錢的飯，營養就那樣，但在體工隊就有不錯的飲食保障。另外，有了傷病，進校醫院就說你不能跑了，給你開請假條吧，但在體工隊的隊醫眼中，這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會很專業地幫你放松，高校很難有那么強大的專業團隊支持。”

­　　從復旦到莘莊基地治療的經歷，讓趙婧回想起來還有些“痛苦”，“倒三次地鐵還要坐公交，再走路，單程兩小時，往返4小時，消耗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可她仍留戀學校，“復旦出類拔萃的學生很多，文化上不能冒尖，體育就成為我閃光的平臺”，“我和普通的學生同吃同住，復旦給了我更廣的朋友圈，不像在體工隊，圈子很窄，有時候會感到很孤單。課余時間我和同學一起去咖啡店看書、看電影、唱卡拉OK，這樣的生活是很多運動員都向往的。”

­　　“只要自己作好準備，大學生運動員也可以加入最高水平的競賽平臺。”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大三學生張寧一直代表學校打CUBA聯賽，本屆全運會，他被遼寧隊選中參賽，“全運會上很多隊友和對手都是參加過奧運會的，作為學生，這樣的機會對我今后的籃球生涯非常有價值。”張寧很明確自己的目標，“我要打球，但必須把基礎的學業搞好”，所以在每天的課程和訓練后，他會主動加練，這種徘徊在學業與訓練之間的忙碌讓他偶爾覺得很“燃”，“這種日子挺忙的挺累的，但如果這個年齡不忙不累那就不正常了”。

­　　優質體育資源渴望推開高校大門

­　　相對正渴望機會的張寧，已經經歷過奧運會和世錦賽的王宇卻走到了運動生涯的十字路口——在成為本屆全運會男子跳高衛冕冠軍后，這位清華大學研二的學生需要考慮自己的職業生涯能否繼續。

­　　2米27，這是王宇留在本屆全運會跳高場上的成績，寫論文、落實工作、準備畢業才是王宇全運會后的頭等大事。“他想留在田管中心工作，只有應屆畢業生才有北京戶口，離開‘應屆’就沒戲了。”教練王嘉陵也為王宇的前途操心，“如果工作落實后還有機會專心訓練，沖2米33、2米35還是有一定可能的。”

­　　在王嘉陵看來，高校在體育人才的招生上具有優勢，但大學生運動員面臨的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畢業很可能等同于運動生涯結束”，不少學生為了繼續運動生涯，選擇讀完本科繼續讀研究生，但學生的身份注定他們的運動壽命短于專業選手，“最終還是要落到就業上。”

­　　可對于更適合年輕人參加的跳高以及一部分田徑項目來說，“高校是非常好的平臺，只是對于運動員今后的發展，需要更職業化的操作。美國的大學生參加學生運動會有年數限制，到時限后只能參加職業隊比賽，這是要為職業生涯創造空間，因為進入到更高的階段，對醫療、飲食、藥檢等各方面的保障要求更高，學校沒有條件支撐。”

­　　“籃球項目在這個問題上好很多。”劉波說，一些職業化程度較高的項目，正在打開從高校到聯賽的通道：一些本科畢業后去打職業賽的學生，清華會為其保留研究生入學資格。但職業化程度高的項目集體項目較多，這對高校的保障能力再次提出挑戰，“而且職業隊體系成熟，想走這條路的孩子會選擇俱樂部梯隊，高校招生通常對田徑、射擊等個人項目吸引力較大。”

­　　“高校有科研和人才優勢，但缺乏資金和教練。同時，學生運動員可參加的賽事數量有限，大多數高校運動員努力到最后只能參加大運會，競技水平只能維持在大運會的層次上。”毛振明表示，要讓高校能輸送更多有質量的體育人才，目光要放得更加長遠，從現在一些高校運動員的競技水平看，“只要有相應的培養機制和必要的條件，大學里完全可以訓練出最高水平的運動員。”

­　　相對合理的線路圖是將雙軌制慢慢推向并軌制，比如“舉辦更多的大學生聯賽，招生制度在一定階段放開，讓教練員逐步走進學校，給轉崗的教練以體育教師的名分，等等。”

­　　中國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路徑的規劃，并不是新的話題，而正處于激烈改革進程中的中國體育，也想知道如果高校能夠打開一扇允許優質體育教育資源進入的大門，將會生產出多少美妙的勵志故事。（記者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