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錄取率、家庭經濟數據、18歲人口和教育政策變遷(該圖表由作者提供)
□日本“寬松教育”政策降低了達標的底線要求,卻完全不為最優秀、最努力向學的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榮譽感
□經濟水平太低的家庭將得不到入場券,經濟水平足夠高的家庭可以購買到最好的私立教育,日本的中產家庭卻承受著最大的學業競爭壓力
□日本“寬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教育費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負擔原則
30年前,日本對“只認分數”的大學入學考試帶來的基礎教育應試化和學業負擔過重現象大肆口誅筆伐。在人口稠密、民眾普遍重視學歷的東方國家,這樣的“考試地獄”現象高度相似。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經濟條件優越起來的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圍繞教育如何適應經濟高速繁榮,日本社會進行了大量公共討論,減輕學業負擔、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呼聲甚至成了政治上的關鍵問題。
上世紀70年代的考生多數出生于二戰結束后,經歷了經濟、社會、文化從戰敗的低谷到不斷上升的青少年時代,在穩步上升的社會環境下同時也面臨著各方面競爭不斷加劇的情形。他們的父輩則出生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二戰中幸存,并成為參與創建戰后新社會的中堅力量。父輩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擠過高考獨木橋后獲得的成功。所以不僅出于慈愛之心,父輩們有理由對應試苦讀、對人為設置考分選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產生強烈懷疑。
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了,我們的孩子為什么還要學得那么苦?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布教科答復報告《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答復報告直接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松教育”的標志,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寬松教育”方針下的30年間,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周上課5天(原本6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愿,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問題是,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系列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