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公辦教育配置,弱化家長和私營培訓市場的卷入
對照以上三條,可見日本何以實現了“減負”又反思“減負”。其一,人口減少、高校大肆擴招致使高等教育錄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學生入學使得大學失去選拔性,基礎教育學習目標松弛,是學習變輕松的決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對私營教育機構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賴市場機制,長期下來能夠提供個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機構幾乎全部屬于私營機構。雖然總體錄取率大增,對于希望上一流大學的學生而言,競爭依然激烈,家庭負擔、學業壓力依然很重。其三,認識到“寬松教育”政策實施過了頭,日本政府下決心扭轉政策方向,有計劃地提升基礎教育的課程標準,增加必修內容和學業挑戰度。2008年開始,小學課本增加25%的頁數被視為轉折性標志。
中日兩國相似的社會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寬松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相似性包括同屬于東亞儒家傳統文化圈具有很強的學歷社會意識,家長努力供孩子上學、希望上好學,人口直接影響考試競爭激烈程度。以及經過一段時期經濟保持高增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長既希望孩子在學業競爭中優勝,又不希望孩子學習太辛苦,全社會批判“應試”,呼吁“減負”。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經濟體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實條件也很不同。我們認為,我國更有可能通過強化公辦教育配置來弱化家長和私營培訓市場的卷入,在育人和應試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我們還建議全面振興公辦教育,激活公辦課外教育,為家長減負,釋放中產家庭的生育意愿,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元的學業挑戰,同時為國儲才選才。
(作者為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