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各地開展活動的過程中,孫雪梅逐漸意識到,僅有針對兒童的教育并不足夠。
“這個防性侵的教育持續的,和講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樣的,它也不是單方面就能完成的。” 孫雪梅說。
兒童性侵害并不是單靠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在漫長的療傷過程中,未成年人還面臨的實際狀況、涉及的復雜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門的聯合介入。
【惡魔落網,僅僅是個開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機關叫去問話。
“每次都是同樣的問題”
小月說,多次詢問讓她覺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問題,都讓她覺得“非常不好”。
但事實上,我們國家專門對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專門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講,它一般遵循著一次性詢問的原則,目的正是為了避免過多詢問喚起痛苦經歷,給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傷害。
律師秦建龍代理過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發現,除了小月所說的“多次詢問”,執法機構還存在著對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護不到位的情況。
“比如說,公安機關在取證的過程中,沒有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開車警車、帶著警帽、去學校、去家里,這樣的話,讓周邊的人都知道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樸素的善惡觀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懲治,便伸張了正義,是不錯的結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惡魔落網,僅僅是個開始。即便得到了一紙判決,孩子的心理也很難得到有效的恢復。
因為在性侵事件中,兒童受到的傷害,其實不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隱私保護、心理咨詢、轉學、復課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續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孩子心理的陰影可能一直揮之不去。
在國外,已有一些法院設立了一站式的服務中心,有一些不同專業的社會組織在法院、少年法庭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司法機構里設立自己的辦公室。當兒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這里一站式地獲得綜合的服務。
目前,這樣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數地區已經開始試點,但目前來看,推廣開來或許還需要時間。
【除了司法保護,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縣思旺鎮中心小學數學老師。
2017年5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碰巧聽見學生們無意間說,晚上的時候,會被生活老師摸。
她立即選擇了報警。
但與何思云相比,平南縣當地的教育主管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讓人詫異。
何思云說,由于當時學校沒有態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級。給教育局局長打電話未接,發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縣教育局局長,她對此事遲來的建議是:由家長報警。
這難免令人失望。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監管的單位和個人,他們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報案的義務的。如果連教育監管部門都對自己負有的強制舉報義務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對孩子的保護就無從談起。
其實,即使是對于不從事教育等特定行業的人,也都有權利和義務對兒童遭受的侵害進行報告。來自公民的舉報應該成為預防和及時發現兒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環。
去年8月,南京火車站猥褻女童事件在網上曝光后,引起全國關注;其后,重慶醫院猥褻女童事件也被曝光。這些事件的共同點在于:雖然旁觀者眾多、卻無人現場報警,是經過網絡的發酵,才得到關注與懲治。
如果發生在公共場合的兒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時報告和制止,那我們更無法期待發生在更隱蔽場所的侵犯被有效監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11月發布的調查顯示,兒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發,在世界各地都高達90%以上,許多就發生家庭內部,長期隱蔽,僅靠執法機構難以及時發現。這就使得民眾自發的監督和報告顯得尤為關鍵,否則,對兒童傷害的關注和保護將無從談起。
就世界范圍而言,兒童性侵害都是一個復雜的難題。無論是事前預防,還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監管、社會保障等各個環節的協同努力,也和民眾的觀念意識、重視程度、知識普及等因素息息相關。只有每一個部門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個民眾都意識到自己分擔到了一份責任,孩子心理的傷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修復與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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