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兒子,別人會說我們家斷子絕孫”
“我叫胡守春,古月胡,遵紀守法的守,春天的春,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自從“非親生”兒子被帶走后,40歲的胡守春說他如今只愿意這樣做自我介紹。這個自稱性格固執的男人至今不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做錯了什么,但在看到父親為此下跪的那一刻,“那一瞬間,我真覺得自己挺可悲的,挺無力的感覺。”
胡守春是胡鋒基唯一的兒子,這些年一直在童坊鎮上經營洗車、電腦組裝、室內裝修等多種生意。其父胡鋒基退休后,現在每月能領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妻子在市里開美容店,月收入四五千元,而胡守春自己的生意“最少月入5000元”。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們一家人個個都有收入,日子過得挺不賴,記憶中從沒因經濟上的原因發愁過。
“可是農村里的事,有時候真的由不得你。”23歲那年,胡守春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女兒,4年后,二女兒出生。按照當時的人口計生政策,胡守春的妻子選擇做了節育手術。
在最開始的那些年里,胡守春很知足于擁有兩個女兒的家庭生活,在那時的他看來,“兩個女兒乖巧懂事,相比男孩子能讓人省心不少”。
即便是現在,胡守春也從不認為自己以前的生活有何不妥,“兩個女兒怎么了,不就是沒有兒子嗎?”
可事實呢?胡守春說,在2009年之前,他不止一次聽到來自周圍村民的閑言碎語,“說實話,我從小在農村長大,知道農村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特別古板。”說到這里,胡守春垂下了頭,“后來還是屈服了,畢竟我不是活我一個人,我得為我父親著想,得考慮父親的感受,父親年齡越來越大了,我不能看著父親帶著遺憾走。”
“在我們農村,無后是很不光彩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我父親本來就只有我一個兒子,我身后要沒有兒子,別人真的會說我們家斷子絕孫的。你想,這么狠的話說出來,就算我扛得住,我父親扛得住嗎?”那段時間,胡守春甚至偷偷帶著妻子去醫院做了手術,“當時已經想好再生一個的,但其實還是很擔心以后再生了女孩咋辦,幸好碰到一個朋友。”
按照胡守春的說法,他的那位女性朋友當時正好去醫院產檢,“幾個人坐下聊天才知道,她是未婚生子,孩子是沒法見光的,知道我們想要一個男孩后,經過幾次協商后她答應生下孩子后直接交給我們帶,就算是我們自己的兒子了。”
2009年,胡守春在替對方支付了住院生產費用及相關補償費后,抱回家來一個“白胖小子”。
官方稱主要原因還是群眾法律意識淡薄
“都說養兒防老,我現在連兒子都沒有,你讓我老了怎么辦?”56歲的童家興說這話的時候,牙齒咬得嘎嘣響,“好不容易又有了一個兒子,說沒就沒了。”
2005年,童家興唯一的兒子重病去世,遭此打擊后,他大病一場,“后來還是我親弟弟看我可憐,才把他自己的孩子過繼給我。”
據童家興介紹,2007年,其弟媳在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后,隨即將其中一個兒子“過繼”給他。而整個“過繼”儀式過程,則是在同村多位年長村民的共同見證下完成的。
記者此后在多次走訪童坊鎮部分臨街店鋪與村民后獲知,當地人對于“花錢抱養孩子”或“兄弟之間過繼孩子”等情況竟是大多表示了解且多持贊成態度,“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為什么不能這么做呢?又沒傷害到誰。”
按照時間推算,童家興是在擁有“兒子”8年之后才被人舉報,而胡守春則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遭人舉報。事實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兩人曾先后表示,當地的不少村民早在幾年前就知曉他們“私下抱養”和“過繼”的情況。
殊途同歸。作為同村人,胡守春的“兒子”如今還呆在福利院里,等待著“目前尚沒有具體時間表”的安排和去處,而童家興靠“過繼”得來的“兒子”則重新被送回其弟家中,原本擁有“兒子”的兩人一瞬間又回到原點。
胡守春說,當他跟著警方找到孩子生母家里的時候,對方的丈夫都氣瘋了,說他早就結扎了,哪來的孩子,可后來證明孩子的確是他老婆的,“你說,現在倒是找到了孩子的生母,可最后還不是害了人家,現在人家丈夫可能已經準備起訴離婚了。”
“我個人極度痛恨拐賣孩子的可惡行為,可是對我身邊發生的這些事,我真的不知作何評價。”童坊鎮中心學校童力強(化名)老師告訴記者。
在長汀當地官方看來,當地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是導致“非法買賣孩子”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也暴露出當地政府在法制宣傳、工作監管上存在諸多問題,今后將加強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把打擊非法買賣孩子工作提上重要議事日程。
“問題到最后,關鍵還是這些已經安置在福利院的孩子怎么辦,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政府方面應該盡快想辦法拿出妥善的解決方案來。”長汀縣委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表示,“越早越好,對孩子的影響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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