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餐》斬獲多個電影節獎項 票房口碑雙豐收

　　最近的電影江湖有這樣一個傳奇，一位出生于1989年的導演，帶著一幫親戚朋友，以2萬為啟動資金、邊拍邊湊錢拍成了一部斬獲多個電影節獎項的《路邊野餐》，驚艷了《電影手冊》、《紐約時報》，也收獲了在法國、中國臺灣的票房口碑雙豐收。

　　《路邊野餐》

　　7月15日，《路邊野餐》在內地院線低調上映，不卑不亢，首日票房達到110萬，許多演員、微博大V自發地推薦該片，電影媒體更是難掩興奮，毫不吝惜地把“天才的光環”、“大師的雛形”這樣美好的詞匯都贈與了影片的導演畢贛。

　　《路邊野餐》講的是失意者的故事，卻給畢贛帶來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這些都沒有改變畢贛的節奏，他努力配合宣傳，之后就會回到貴州繼續生活和創作。每一次路演，每一次采訪，他禮貌地回答關于42分鐘長鏡頭、湊錢拍電影、藝術片苦況的問題，盡管他已經說了多次。

　　但他抗拒升華自己的生活，“文藝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私底下我是個愛喝酒、愛炸金花的普通青年。”說完還與工作人員回味起最有“亡命之徒”氛圍的那一炸。

　　而他的小姑父、影片的男主角陳永忠，并沒有打算放棄保安工作，也并不打算扭轉失意者的形象，畢贛說：“時代對你的定義，對于個人來說，沒有什么意義。那些令我一頭霧水的生活，保持著我的節奏。”

　　一

　　《路邊野餐》的成功，讓貴州凱里變成了一個詩意的所在。但畢贛說，它其實與其他四線城市沒有什么不同，可能只是多了一點少數民族符號而已。這就如同畢贛在巴黎蒙馬特高地看到的紀念品一般：“我發現那些禮品跟凱里苗寨的是一樣的，我就覺得特別的恐怖，不一樣的是它會標一個埃菲爾鐵塔的標志，我們會標個牛角的標志，本質上沒有區別。”

　　在這個公交只有十幾路的城市里，畢贛接觸藝術的機會并不多，頂多就是練過畫畫的基本功，但也沒有繼續下去。但他一直有寫作的習慣。

　　“我寫過一個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記，手寫的，已經找不到了。2011年以后，開始寫劇本，后來發現寫劇本也滿足不了我，因為我只是寫下來而已，就是把所有的工程，把它列出草稿而已，而拍攝、剪輯、建構的時候，我覺得才是最電影的時候，三個時刻重疊起來，才能滿足我。”

　　2011年，畢贛的學生作業《老虎》入圍第八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22歲的他在平均年齡40歲左右的前輩中間，顯得格外稚嫩?！独匣ⅰ愤叿艜r邊有人離場，最后只剩下十幾個人，其中的七八個人都是因為想看看這個導演為什么拍得那么難看而留下的，“其中有一個成為了我的影迷，現在《路邊野餐》會請他來看”。

　　不過，當時的畢贛在家人眼中，還是無業游民的狀態。大家只知道他出去了，卻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從電視編導專業畢業，想辦法進入凱里的電視臺，然后結婚生子，不是應有的軌跡嗎?

　　2012年，為了給家里人一個交代，畢贛拿著媽媽給的一萬塊，與好友梁凱在凱里開了一個婚慶工作室，給人拍攝婚禮短片。他們資金有限，將地點選在了很偏僻的地方，工作室很快就倒閉了。這為應付家人而制造的短暫假象，倒是給了畢贛很自由的創作空間——工作量不大，即使有，也多是梁凱自告奮勇承擔，所以畢贛可以專心寫劇本。

　　在這一年，畢贛憑借短片《金剛經》捧回香港ifva電影節特別表揚獎。早年，賈樟柯[微博]、彭浩翔[微博]都有短片在這個電影節獲獎。24歲前的畢贛很自負，拿回這個獎的他意氣風發：“貴州什么時候有導演拿過獎呢?青年導演里面，所有的藝術家加起來，沒有幾個吧。”

　　“那時候出去跟人拍婚慶，老板帶我出去吃早餐，說‘給他加個蛋，他拍電影拿獎了’，我特別不爽，憑什么我拿獎了，你要給我加個蛋，他把拿獎等同于加個蛋，我想不通。”畢贛抽著煙，一副仍然難以理解的樣子。

　　“人特別喜歡用一些特別簡單低級的手法去表現自己特高級。”

　　“我吃粉是很少加蛋的。”

　　“但我現在會加的。”一屋子人都笑了。

　　二

　　許多年以后，陳永忠回想起14歲第一次入獄的情境時，除了年少輕狂的遺憾外，更多的是內疚。他說，當時七個死刑犯與他住在同一間，但“小時候討嫌，不懂事還會去欺負人家，后面人家結死刑犯了，我就怕，我怎么還打他，現在他要死了，會不會也把我掐死?”

　　說起這段往事時，陳永忠仍然以側面示人，說話的時候直直地看著前方。上一位采訪他的是深度報道雜志的記者，“他問了我很多電影的術語，我哪里懂呀”，陳永忠將礦泉水的瓶口挨著嘴邊，“本來我普通話也說得不好。”

　　年輕的時候，陳永忠愛在外面跑，不是打工，也不是文青說的流浪，就只是“無所事事，到處去玩”，經常出去一個月或者一年不回家，“那時候沒有什么顧慮，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不會像現在這樣要前思后想的，才能決定出不出去，以前聽說哪里好玩，就走，身上沒有錢，都可以去。”

　　陳永忠說，他“進去”過好多次，“年輕的時候都會犯錯，中國的監獄是個大熔爐，進去的時候是一種性格，出來的時候就變了。”

　　《路邊野餐》中，男主人公陳升為義氣幫人頂罪，九年后出獄，可母親、愛人都已去世。為了完成母親的遺愿，陳升來到一個叫蕩麥的地方，在那里時空變得非線性，他與逝去的愛人重逢，見到了長大的侄子衛衛，過去和未來就這樣交織。

　　陳升這個角色，很大程度上就是陳永忠本人，但在拍攝時，陳永忠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是聽說，畢贛的老師丁建國給他的電影拿了錢，后來畢贛的媽媽也給了兒子幾萬塊錢。陳永忠覺得，自己的條件并不是很好，那就出力吧：“的確也是沒辦法，想幫他沒有什么地方，只有自己出力吧，我也跟他說過，如果我有錢，我會拿錢給你你去請別人拍，我真的不愿意在鏡頭前拍。”

　　開拍的時候，陳永忠還沒有上班，補拍開始后，他已經找到了保安的工作，上兩天班才能休息一天，所以劇組就等陳永忠的時間。“補拍的時候，我看著特別憔悴，因為早中晚三班倒，看著人精神狀態特別不好。”但畢贛告訴他，這個感覺就對了。

　　同事都不知道，陳永忠拍了電影。早前，陳永忠隨劇組去瑞士洛迦諾電影節，大家知道他出國了，他就說是有開公司的朋友在那邊考察，自己只是陪同過去。出發參加北京首映禮之前，他如常工作、打卡下班。“我跟他們說，我是送我父親去北京住院的。”陳永忠不打算放棄這份工作，也覺得沒有必要告訴同事們。

　　三

　　在談話的泥沼中，求問者總想為回答者的經歷找出某種映照在人生上的隱喻。但在畢贛的回應里，他總是反高潮的。

　　藝術片導演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找錢難和回收難。在畢贛這里，答案變得很簡單，老師丁建國愿意幫助他，是因為“沒有其他學生有才能”，說到這里，畢贛還透露，這些話得罪了不少以前認識的人。有人打電話給他，說你現在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我說我以前就是這個樣子，他說你怎么不搭理我了，我說我以前搭理過你嗎?我在學?？吹闷鹉銌?誰都想跟我發生一個恩怨。”

　　而成本回收，對于畢贛來說更不是問題，《金剛經》成本600塊，《路邊野餐》成本二十萬，“我閉著眼睛就能收回來，全球那么多影展，其他國家各種版權……”談到為何許多藝術片姿態苦情，畢贛直白地說：“苦情的目的是貪婪。”

　　今年，導演協會將年度青年導演獎頒給了他，但他本人卻沒有前去，而是讓老師丁建國代為領獎。制片人單佐龍說，畢贛算是愛交朋友的人，但現在找他的人越來越多，他希望躲在貴州好好創作。

　　對于“天才的光環”、“大師的雛形”等贊美，畢贛也并不在乎：“你被時代定義為什么樣子、有沒有引導時代、有沒有被時代拋棄，對個體來說，特別地不重要，我每天吃什么、去哪兒乘涼才是最真切的，至于《電影手冊》、《紐約時報》怎么寫我，真的就高興幾分鐘，幾分鐘過后，家里面鬧矛盾，我心情又不好了。那些外界的東西，沒有讓我變得純粹，反而是那些令我一頭霧水的生活，保持著我的節奏。”

　　畢贛說，他覺得華語世界里有李安、侯孝賢這樣的真正的大師存在，自己就不用跳起來去夠，“反正我肯定不是大師，大師還蠻痛苦的，大師的創作都是終極的，但我可能下一部就去拍動物了。越說是大師，我就越想拍網劇。”

　　接下來，畢贛將在上海成立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長兼CEO，最新的項目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一部主角仍是陳升的電影，將使用一種全新的技術，制作成本為800-1000萬元。除了讓團隊過得好一點外，他希望能保持好自己的節奏，“很多人希望我快一點，合作者也希望我快一點，這個是正常的態度，但是我現在有小孩，真的沒辦法快起來”。

　　鄉野派終于是要職業化了，但畢贛知道，創作仍是個人的事：“創作是一個特別枯燥、漫長的過程，過程沒有人幫得了我，創作不一定會有變化，但不創作就不可能有變化，沒有其他的辦法。”(魯雪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