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嘉時期,中國傳統學術達到頂峰。而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與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頗有相似之處,以致丁文江說:“許多中國人,不知道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方法是一樣的。”胡適也推崇清代經學大師,稱為合于西方科學方法。乾嘉學派的興起,有的學者干脆就認為是受到西方科學的影響。而在當時的西方科學中,數學是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乾嘉學派中的許多學者,都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
受考據學的影響,乾嘉乃至道光時期中國學者在對先前引進的西洋數學進行進一步消化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個研究傳統數學的高潮。焦循、汪萊、李銳、李善蘭等人,都有重要貢獻。其中李善蘭在《垛積比類》(約1859年)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現在稱之為“李善蘭恒等式”。
清代數學家對西方數學做了大量的會通工作,并取得許多獨創性的成果。嘉慶四年(1799年),阮元與李銳等編寫了一部天文數學家傳記《疇人傳》,收入了從黃帝時到這一年的已故天文學家和數學家270余人(其中有數學著作傳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來介紹西方天文數學的傳教士41人。這種將中西數學家合在一起寫的方法,表現了明清傳入的西洋數學,已經與中國的傳統數學融為一體,成為乾嘉學術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來看,我們對于《野叟曝言》所反映出來的18世紀中國讀書人,雖然與傳教士沒有交往,但對許多源自西洋的數學知識知之頗多的情況,也就不會感到詫異了。(李伯重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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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詩詞盛宴中看見書香霞浦20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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