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高分有秘訣,歷史要點“圈”出來
我的小學男老師喜歡起女性的名字。和徐國芳老師一樣,白曉云老師也是男性。白老師姓白,人和他的姓一樣,也白。他穿著整潔,愛戴一頂藍色“解放帽”,而且帽檐是“黑化學”的(即一種黑塑料,在當時非常時髦)。
白老師教我們歷史。每講一課,他就讓我們看課后的思考題。“第一個問題怎么回答呢?”白老師問。然后引領我們畫出書上的有關句子。我們把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連起來一讀,居然通順、完整。個別連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師會給我們添加幾個詞語,說:“這就是第一題的答案。”依此類推,把課后問題的答案,都在書上圈畫出來了。一篇長文,我們只需記住其中十來句即可。
就這樣一課課地畫下去,讓我學會了讀書抓要點、重點。白老師從不布置書面作業,復習時,只是要求我們熟讀每課圈畫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試,我們的歷史成績都很優秀。我們學歷史感到非常輕松。
讀中學和師范的時候,我把這個方法遷移到所有學科。期末復習時,我先把各科課本通讀一遍,邊讀邊用紅筆圈畫出每課的重點、要點(好多地方平時就畫了,但用的不是紅筆)。復習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時候,我只讀并記住我畫的重點、要點,既省時又省力。每次考試,各科都得高分。95%以上的考試內容都在我的圈畫之中。在初中和師范,我都是“三好”學生。
1977年,我到徐州黨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每次考試,同班的大學本科生都考不過我。這得益于白老師教給我的讀書方法。我能把厚書讀薄,同樣也能把薄書讀厚。
白老師讓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之以漁”。
不會畫畫的美術老師,一封信讓我對繪畫鐘愛一生
王其欣老師高高的,瘦瘦的,和白老師相反,他的皮膚黝黑。他是校長,兼上我們的自然課和美術課。
我們從不稱他為校長,都稱他為“老師”。對此,他很高興。他常說:“我不是稱職的美術老師,我不會畫畫兒。”他常用“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濫竽充數”自我解嘲。
但王老師善于激勵。他的辦法是讓我們的畫兒“上墻”——一進校門的過道兩邊的“學習園地”上,貼滿了我們畫的畫和寫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畫的人物、動物,還有京劇臉譜兒。
王老師經常站在“園地”前欣賞我們的字、畫,連聲贊嘆:“好,好!”他那像欣賞心愛的寶貝似的眼神,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永遠讓我感動。
小學畢業,我到了徐州。王老師還親自給我父親寫信,說我有繪畫天賦,建議將來讀美術學院。這讓我深受鼓舞,立志長大當畫家。
讀中學時,我“移情別戀”,想當一名作家。但幾十年來,業余時間仍不時揮筆作畫,自得其樂。得意之中,總會想到瘦瘦高高的王其欣老師,想到他對我們兒時的欣賞與鼓勵。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師讓我學會了欣賞學生。
往事如昨,歷歷在目,一切是那么清晰,親切,一如六十多年前。
歲月無情。如今,四位老師都走了。倘若他們健在——
我一定會為老師們雙手呈上我的新作——《做一個學生喜歡的老師——我的為師之道》,請老師批閱;我一定會為他們清唱一段《汾河灣》中的“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再次請老師指正;我一定會為他們畫幾幅京劇臉譜,老師一笑;我一定會為他們揮毫書寫“師恩永沐”四個大字,以表達我對老師們的謝意與敬意……(文/于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