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老師應該是新中國把器樂演奏引入音樂課的第一人——1950年在音樂課上就教我們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嗎?
張老師還教我們打鑼鼓。“膠東秧歌鑼鼓”熱烈歡快,振奮人心,我們打得酣暢淋漓、如癡如醉。節(jié)假日,張老師帶領我們敲鑼打鼓去附近村莊宣傳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鑼鼓,還演活報劇。我演過李承晚(劇本是張老師編的)。至今還記得其中的臺詞:“我叫李承晚,南朝鮮,我來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穩(wěn),認了個干爹杜魯門……”
沒有藝術的教育,是殘缺的教育。藝術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畫畫兒。
那時農村條件差,學校只有一個空蕩蕩的操場。張老師親自為我們挖了一個大沙坑。體育課上,張老師教我們跳高、跳遠。至今,張老師那“剪式跳高”的身影還留在我的腦海里。
課間,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場。張老師常常站在旁邊笑瞇瞇地看,有時還教我們一手。我的摔跤本領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灘上練出來的。“文革”時,有個到小學“造反”的大塊頭兒中學生,揮著拳頭向我沖來,被我撂倒在校門口。那男生像《水滸傳》里的“洪教頭”似的爬起來,頭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體育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直覺和愛好,自己“開發(fā)”的。我和同學津津樂道的還有張老師帶領我們游泳、給梨樹掐花、慰問軍屬、拾糞等活動。
說到“拾糞”,現(xiàn)在還臉紅。“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升入四年級,張老師要求我們每天早晨背著糞箕拾糞(即牲畜的糞便),然后背到學校,在校門口一字擺開“展覽”。晨讀后,再把糞背回家(那時我們每天先到校晨讀,晨讀后回家吃早飯,飯后再回校上課)。一年中,我只拾到過一次牛糞,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數(shù)。張老師說:“淤泥也是好肥料!”
什么是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就是教師素質的教育,即教師有什么樣的素質,就會有什么樣的教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品格、熱情、認識、直覺和悟性來從事教育的。我斷定張老師那時沒有系統(tǒng)學習過教育學、心理學,更不知何謂“素質教育”,他是憑著他出眾的才華、淵的知識和廣泛的愛好從事教育并影響著他的學生的。
非常慶幸,在我剛跨進校門的時候,遇到了張敬齋老師。張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手繪地圖、漫話世界,把五洲四海“畫”進我們心中
升入五年級,有了地理課。教地理的是徐國芳老師。徐老師快50歲了,頭發(fā)梳理得極為規(guī)整,分向左右的頭發(fā)從來都是服服帖帖的,沒有一根張牙舞爪脫離集體的。他嘴巴上翹,行動穩(wěn)健,說話輕松。徐老師好脾氣,從來都是笑嘻嘻的。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小學《中國地理》課本是分省編的,即一個省一課。徐老師上課時,邊畫地圖邊講。譬如講我們山東省,他邊畫邊說:“我們山東省像一頭蹲下的大駱駝,頭伸進渤海和黃海里,它的頭就叫膠東半島。”這句話講完,山東的輪廓也就出現(xiàn)在黑板上了。
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哇!真像駱駝!”然后,徐老師又標出省會濟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們煙臺,順便又標出了我們萊陽(課本中的山東地圖并沒標上萊陽)。接著畫鐵路,畫泰山山脈,再講物產(chǎn),最后講鄰省和瀕臨的海。
講到“煙臺蘋果萊陽梨,肥城蜜桃大如拳,樂陵小棗甜如蜜”時,我們都很自豪。緊接著,徐老師又加了一句:“煙臺蘋果萊陽梨,不如濰坊蘿卜皮。”我們都大叫:“吹牛!蘿卜皮有什么好吃的?”徐老師說:“濰坊也是咱們山東的,那里的蘿卜確實好吃。”說完,又在地圖上標出了濰坊所在的位置,我們又高興起來。
我看到山東半島“伸”進大海里,十分擔心地向徐老師提了個問題:“老師,咱們山東半島要是‘斷’了,我們不就掉進大海里了嗎?”徐老師嘿嘿一笑,道:“半島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這不是杞人憂天嗎?”
徐老師的地理作業(yè)“千篇一律”——畫地圖。第一課講全國行政區(qū),就叫我們畫全國地圖,以后每教一個省,就畫一個省。我有繪畫的礎,每個省都能畫得很像書上的地圖,經(jīng)常得到徐老師的夸贊。
我的同桌孫紹君畫得潦草,他畫的山東地圖活像一個不規(guī)整的梨,徐老師卻說:“不錯,不錯,有點兒意思就行。”徐老師的口頭禪是“有毛就是雞”。孫紹君寫的大字,筆畫粗,同時擔任我們五六年級書法課的徐老師卻說:“孫紹君的字有顏體的味道。”常常在他寫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個小紅圈兒。圈兒雖然小,卻讓紹君每次寫字都全力以赴。
當了老師,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師要求不嚴格,這叫“尊重差異”“因材施教”。我當了老師,也學會了在學生寫的字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紅圈,也能在每個后進生身上找到閃光點。
學完了中國地理,畫完了中國地圖和各省地圖,祖國就鐫刻在我心中,永不磨滅。到中學讀《世界地理》時,我依然保留畫地圖的習慣,畫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里了。
畫地圖讓我養(yǎng)成了看地圖的習慣。每當我站在中國地圖前,徐國芳老師和善的面容就會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耳畔就會響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