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園：泉州古城有個"教授之家"，阿母帶兒子也走了

　　編輯整合 / 麥麥

　　“其實人類學家并非真的喜歡寂寞生涯，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恒本質的信念。”——泉州籍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

　　前天，蜚聲國際的泉州籍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在臺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86歲。入夜，泉州文化界仍在朋友圈深切緬懷這位從泉州走出去的文化嬌子——這位在泉州古城長大到17歲，就讀于臺灣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靠自己的才華與品格在國際上享譽盛高的泉州將才。

　　他們李家被稱為“教授之家”。母親林朝素是閩南女子教育的先行者、父親李根香一生在菲律賓投身教育、姐姐李園生與弟弟李少園，都是文科教授。

　　1.“阿母帶吾去也”

　　李亦園先生的侄兒李可丹先生得悉伯父去世，發了一段悼念詞：

　　今晨在越南接到堂兄報喪電話哽咽失聲。伯父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猶在眼前耳邊。伯父一生致力于考古人類學的研究與教學，在臺大、哈佛、中央研究院均成績斐然，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具有尊崇的學術地位和極高的國際聲望。

　　伯父極具傳統文人風骨與儒雅氣質，治學嚴謹、月白風清、不畏權勢、嫉惡如仇。伯父15歲（編者注：應為17歲）即考入臺大，畢業適逢江山易幟，無法歸家，直至1986年才與老母親重逢于香港，跪行40余步，母子抱頭痛哭，傾訴骨肉分離近半個世紀的思念之情。其后，排除種種困難還鄉近50次與母親團聚，事母至孝。

　　伯父是兩岸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克服各種藩籬與費孝通、雷潔瓊等大陸學者舉辦第一屆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開兩岸學術交流之先河。伯父執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董事長十余載，資助眾多歐美日著名學術機構研究中國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傳播中華文化。

　　伯父情系家鄉，是“泉州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言語著述飽含對家鄉的眷戀與赤子之心。伯父臨終前語，“阿母帶吾去也”，遂安祥而逝。伯父，安息吧

　　李亦園與母親有特別深的情感。17歲離別、40年重逢的畫面多次被友人提起，感懷良多。

　　1931年，李亦園出生于泉州，在培元中學完成學業后，因仰慕泉州同邑鄉長、時任臺大校長的莊長恭化學家院士之名、17歲的他從泉州去臺報考臺灣大學。

　　1948年，一個秋風蕭瑟的傍晚，17歲的少年李亦園在晉江古渡頭，拜別依依送行的母親，前往臺灣投考大學，原來相約一年后回鄉探望，豈料人為藩籬，海山阻隔，游子只能隔海望鄉，深深思念彼岸親愛的母親。此一去就是幾十年山重水隔，母子無緣見面。

　　李亦園逐寫了一首詩，表達濃濃的鄉愁：

　　想眺望故鄉的山崗，我登上阿里山，

　　只見到云海茫茫，云海茫茫。

　　想尋覓故鄉的小溪，我沿著淡水河到海濱，

　　只隔著一片汪洋，一片汪洋。

　　啊，阿里山！我愿將你去填平大海，

　　讓母親見到孩子，讓孩子見到親娘！

　　直到1989年，已是臺灣“中研院”院士、新竹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李亦園才得以首次回祖國大陸看望90歲高齡的母親。

　　泉州廣播電視臺紀錄片導演陳家平回憶稱，近半個世紀和母親再相見時，李亦園先生跪了46步……

　　李亦園回憶那個1989年那個中秋之夜：“終于在盼望40多年之后等到我回家團聚，那一個中秋之夜是我們全家最高興的節日。老母親苦苦等我40多年，結果我僅伴陪她4年，她就逝世了。”

　　2003年的中秋節，李亦園再次回到故鄉，在老房子的樓上，接受中央電視臺來采訪。他望著天上的明月，感慨道：“去時17歲，回來71歲，月是故鄉明，餅亦故鄉香，回家的感覺真好！”

　　1990年，李亦園教授親至菲律賓護送李根香骨灰回歸故里，安葬于泉州清源山麓，并鐫刻楹聯于墳前：“春來故土蔬又綠，根在馨園蕊自香。”實現了父親臨終“魂歸故園”、落葉歸根的遺愿。

　　2.寂寞的人類學家

　　古生物學、考古學、人類學都屬于冷門學科，一入偏門深似海。李亦園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習就讀時，全系也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學，他的學弟、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喬健教授，入學時更冷清，永遠都是一個人的班級，一個人的班會，一個人的畢業照。

　　這樣寂寞的一個專業領域，人類學家們為的是什么？李亦園在給喬健教授的《漂泊的永恒》一書代寫序時，有過生動有趣的闡述。摘錄幾段，不妨來看看“高貴的寂寞”。

　　不僅是寂寞還用生命在冒險

　　學人類學的人不但在學校里十分孤單寂寞，畢業后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在蠻荒或偏遠地區，一個人單槍匹馬要去住一年半載，不但孤單寂寞，甚至于危險萬分。30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在調查廣西省瑤族時出事，其夫人王同惠女士因而遇難。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Malinowski)是長期田野工作的創始者，他在大平洋的小島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后住了快四年。在那種蠻荒孤島上一個人住了那么久，有時候煩躁起來真是要發瘋，所以馬氏在他私人日記中有時竟會詛咒那些他原本很心愛的初步蘭土著。他死后其夫人將日記出版，立即引起人類學界的一些風波。其實這也算不了什么，人總是人，人類學家在田野一久，總不免有些牢騷，那就是源之于長久的寂寞之故。

　　但是人類學家為什么要這樣自我放逐似的去備嘗田野的孤單寂寞呢?那是因為田野調查實在有其吸引人之處，尤其是面對異民族文化之時，所引起的那種文化沖擊或文化震撼，經常是使你終身難忘，甚至于刻骨銘心。

　　其實人類學家并非真的是喜歡寂寞生涯，人類學家之所以樂于奔走于蠻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與行政人員的譏諷，原也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就如喬健兄在書中《漂泊中的永恒》一篇所描述瑤族人追尋他們的千家峒一樣，人類學家只是在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恒本質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