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脫離農耕文明時代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城市就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陣地。總體而言,城市吸納人才、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不會發生本質的變化。一個城市越大,在區域中的中心地位越明顯,它對經濟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就越大。“大城市病”反倒顯得沒那么重要。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仍處于較低水平,特別體現在城市化的質量上。
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是城市化質量的一個標準。不過,對于什么是中等收入群體,很難給出一個確切標準。同樣一個人的收入,放在三四線城市可以算是中等收入,放在一線城市可能就算偏低的收入。但是,那些有實力因為霧霾逃離城市的人,無論從個人心理認同上,還是社會觀感上,大多屬于中等收入群體。這些人逃離城市,無疑是對城市化質量的一種損害。
逃離霧霾,是個人的價值選擇,往往出于理性。畢竟,與健康相比,外在的榮譽、收入乃至子女教育都可以放在其次。這種理性導致了人心的散失。在短期內,城市人口還會繼續增長。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和城市精英選擇離開,那么,人口增長就無法阻止城市化質量的下滑。長此以往,城市的銳氣就會喪失,城市就會從發展的動力變為障礙。
治霾是長期化的工作,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也證實了這點。目前為止,很少有因為環境污染而衰敗的城市案例。不過,過去沒有并不意味著未來沒有,而且,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也堪稱殷鑒。如何在治理污染的過程中讓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把人心留下來,是治霾本身之外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何況,中國還沒有什么地方達到了有資格逆城市化的水平。
只有把人留下來,特別是把“關鍵”的中等收入群體留下來,包括環境治理在內的城市發展才能持續地良性循環。逃離的人越多,參與治理的人就會減少,推動環境改善的積極力量就會削弱,治理的難度進而變得更大。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塊塊倒下去,直到壓垮人心中最后一根稻草,讓人對城市產生悲觀的預期。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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