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離這些家庭越來越遠了,但總有一些角落還留著黑色的痕跡
那口礦工不愿告別的礦井,如今已和水泥徹底融為一體,灰白一片——在過去的78年來,它養活了礦區的四代人,也長出了一座“城”。
煤看起來離這些家庭越來越遠了,人們用上了天然氣和太陽能,但總有一些角落還留著黑色的痕跡。
在田建軍的家里,窗明幾凈的廚房、嶄新潔白的客廳看起來絲毫不像一個煤礦工人的家。女主人李梅鳳很執拗地把墻刷成了雪白色,眼看著黑了一些,她馬上找人再刷一遍。
客廳被大彩電和沙發占據,要往里走,才能看到陽臺上晾著濕漉漉略顯發黑的工服。那是煤的印記,就算洗得再勤,8小時井下工作后,工服依舊像是“被黑水泡過”,她半夜不睡覺吹干衣服,早上丈夫換上還是濕漉漉的。
她知道這樣穿上不好,可沒辦法。這個女人跑去自學拔火罐和按摩,回家后給丈夫操練,她一個人流著淚心疼,丈夫卻是累得直接睡著了。
在她可以掌握的空間,這個女人極力擦去煤的痕跡,在家里,她從不和丈夫談論工作的事情,“說那個我也不懂,只會讓他心里煩”。她變著花地煮雞蛋、蒸花卷甚至烘蛋糕,丈夫的胃口還是不好。
曾經的李梅鳳是害怕煤礦的。她的礦工父親死于井下的事故,懂事后,這個女人就再也沒見過爸爸的樣子,那時她就發誓,不要嫁給礦工。
可是畢業后,身為礦工子弟的她發現,自己被這張網牢牢粘住了,無論是同學圈子還是媒人介紹的對象,通通是“知根知底的煤礦子弟”,清一色都是沉默內斂的礦工。
她嫁給了田建軍,開始學習如何做礦工的妻子。
最早的時候,一到丈夫下班的點,婆婆總會跑到山坳上,遠遠地望見田建軍的影子,就一路小跑回來,開始炒菜,她想讓兒子吃到熱乎的飯菜。
李梅鳳最初想不通,那么遠的地方,人就是一個小黑點,婆婆為啥總能一眼認出。后來,她發現這是每個礦工妻子都有的“本事”。
這個女人住進了一樓并把廚房的窗簾打開,遠遠地,丈夫的摩托車開回來發出的響聲,她總能第一時間聽到。隨后,熟練地打開燃氣灶,開始炒菜。
那是一種習慣。這個“礦二代”說,這么多年過去,自己沒有那么害怕煤了,她和丈夫逛街,遇上電梯故障,五樓到一樓的過程晃蕩且失重,她大呼小叫起來,丈夫在一旁默默地說,“我們每天下礦,就是這種感覺”。
結婚多年,夫妻倆第一次去家門口的云岡石窟參觀。她意外發現,展廳里一個展品非常好看,一問才知道,那是煤矸石做的。仿佛一種熟悉感和親近感將自己包裹,她跟丈夫說,“原來煤也會這么好看啊。”夫妻倆最終買回了那個黑色的煤雕,并把它擺在客廳角落。
她不再試圖掙脫這份屬于煤的黑色的印跡。就像很多煤礦女人,一輩子都沒洗干凈指縫。長年累月地使用煤,她們的指甲里落滿了煤灰,今天洗干凈了,明天又落下。反反復復,久了,也就沒人在意了。
兩名職工站在已經貼了封條的提升機工作間門口聊天。圖片均為王偉偉/攝
那個黑色的人影變成了厚重的煤塊,從此壓在他的心底
生活區再往北走便是綿延起伏的山脈,爬上去,往里走,還能看到漫山遍野一個個遺留下的土坑土堆。
田建軍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父親是一名下井礦工。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同家梁礦只有礦和人,還沒有整齊的住宅區。五湖四海的礦工來到這里,幾十年里,礦工上班下井,下班修房子。
漫山遍野的土房子似乎一共修了幾十年,在田建軍的記憶里,自己的童年就被這樣的聲音充斥著——丁零當啷的聲響,人們熱火朝天地沿著山建房。
苦日子就這么一點點走向上坡路。田建軍17歲時,礦里有了第一棟單身公寓,結婚時,一排排的家屬樓也冒出來了。
他說,自己的性子,一點點被煤磨平了。
上世紀90年代長大成人的田建軍,腦子里充斥著下海經商一夜暴富的幻想,他和追求“穩定”的家人大吵,拉上五六個“兄弟伙”,一人湊了點兒錢,在礦區附近開了家小飯館,那時煤炭生意好,他們的日子也好過。
可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他沒有被數錢的喜悅支配,反而只覺得累,“從天亮忙到天黑,沒有了一丁點兒自由時間”。
他最終子承父業,也成了一名礦工。但最初,他設想的不過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休息時候可以打臺球玩撲克,自在一點”。
地下世界超出了這個年輕人的設想。他活兒干不好,又嫌苦,別的礦工就把他晾著,也不讓走。田建軍就這么干坐在巷道里,風呼呼地刮,實在忍不住了,他哆嗦著厚著臉皮也跟著一起去干。
幾個月下來,他能上手了。
臺球和撲克最終沒有走進他的生活。下完礦太累了,他只想回家睡覺,有了女兒后他更不愿出去玩,貪玩一次誤了班,“奶粉錢咋辦?”
生活半徑被無限縮短,田建軍的生活從此變得平靜簡單。他不再去想外面的世界,只是偶爾還會羨慕“坐辦公室”的親戚,過年見面時眼巴巴地問人家一句,“你們每天都能見著太陽吧?”
如今十多歲的女兒似乎也沾上了他的影子。孩子還小時,性格很像當年意氣風發開餐館的自己,話多,愛笑,愛撒嬌,總是嘟著嘴求他,“給我買玩具吧”。
下礦多年的他褲腿被女兒搖來搖去,他很想跟女兒好好說,最近家里經濟條件不太好,玩具沒啥用,能不能不要了。
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他最終沉默地旁觀女兒收起哭聲,就像他在地底世界面對一個又一個剛下礦的年輕礦工,沉默,一言不發。
類似的沉默在一個又一個煤礦家庭里駐足停留,甚至占據大把大把的時間。
童年的王嘉偉只記得父親的沉默不語,他腦子里,更多裝的是如同游樂場一般的礦井。因為父母是雙職工,放學后的時間,方圓幾十里地唯獨礦區能“玩”。王嘉偉開始頻繁爬上井下裝料的軌道車,小伙伴在后邊推,一路留下咣當咣當的聲響。
他在廠區收集螺絲和釘子,父親在井下用的扳手和改錐也成了他的玩具。童年關于礦區的記憶,大都是明亮的。
這樣的生活在他11歲那年就結束了。一個稀疏平常的下午,放學后,王嘉偉依舊跑到礦區玩耍,正巧,一批礦工剛剛結束工作,從井下返回。他從背后望去,有個人的身形很像自己的父親。他一邊跑一邊大聲喊,“爸爸,爸爸”,卻沒人停下。
他終于追上了那群礦工。他扭過頭,想大喊一聲爸爸,話卻咽在嗓子,怎么也吐不出來。
眼前的男人已經認不出樣子了。他一片黑,頭發是黑的,眼睛也是,鼻子也黑了,衣服和手也是黑的。王樹平看見兒子,笑了笑,白色的牙齒露出來了。
王嘉偉哭了。
那個黑色的人影變成了厚重的煤塊,從此壓在他的心底。高中畢業時,這個18歲的少年填的都是煤礦相關的專業,這個小伙子說,自己不想出去打拼,也不會羨慕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好,他只想回到煤礦工作,守著父母。
但在王樹平的記憶里,這段日子已經變成了很小很小的碎片,他不記得曾在礦區和兒子有過一面之緣。這個愛干凈的父親,總會在礦井浴室把自己里里外外洗凈,才回家和兒子親近。
我看一眼,看到燈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礦了
一夜長大的王嘉偉總試圖說服父親離開危險的井下,起碼換個安全點兒的工種。那時王樹平的工作有些起色,他在中年時一度得到許多調整崗位的機會。
但父親回應給他的,總是搖頭和長久的沉默。王樹平誰也沒說,他已經離不開這里了。這個自認“沒出息”的男人,曾被礦區安排去南戴河和海南島療養,頭一兩天,他看看大海和綠樹還覺得新鮮,第三天開始想家,一個人默默嘟囔著,“想回去了”。
他有個不為人知的小習慣。上了幾十年早班,王樹平總會清晨6點不到出門。父親去世后,老母親一個人住在4層小樓的頂樓。從自家去礦上,他一定要拐到母親樓下。這個礦工兒子和母親有個約定,如果早上起來人還好好的,就把燈打開,“我看一眼,看到燈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礦了”。
多年后再次提及這段故事,王嘉偉的眼眶里都是濕的。他說如今,自己無比理解父親的選擇。他也開始真正理解礦區人。在那之前,他的表妹已經通過考大學徹底離開了煤礦,最初,每年回家時總會對家里人的工作表示不解,“錢掙這么少,還這么危險,是為啥啊?”
后來,說著說著,表妹也不提這事兒了。有一次她跟王嘉偉說,在外面,自己就是個打工者,只有這里,是自己的根。
她和自己的表哥一起,用“礦三代”的眼睛慢慢去理解這個熟悉又陌生的群體。
這里的許多礦工至今沒去過銀行,也不會使用ATM機,礦區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礦工們的日子過得越來越簡單,他們會為一頓美味的豬肘子和羊肉開心,也會為孩子噌噌上漲的分數高興。發工資那天,煤礦周邊的小飯館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過40萬同煤家屬從采空沉陷區和窯洞草棚磚瓦房遷居。
那些曾經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飯的鄰居,都在努力適應著現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長得一模一樣的小區和樓房,進錯了房子,癱坐在地上,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家里進賊了,怎么辦啊?”還有人不懂垃圾回收,從幾層樓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險些砸到人。
這些曾遠離城市的家庭正蹣跚著擁抱現代化。分不清小區ABCD的英文,礦區人就把J區喊成“勾區”,I區喊成“棍區”。各小區的一層樓陸陸續續開起了小賣部和理發店。老人們趁著太陽,圍坐在廣場下棋嘮嗑,小區外,是越來越繁華的街道。
紋身、正裝、法律咨詢的店面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十塊錢一筐的水果等著售賣,七八十一雙的鞋子正待批發,不遠處的小學即將放學,盡管學校已被收回由當地教育部門主管,但學生依舊都是煤礦子弟。
過年時,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個圓,中間把煤壘得高高的,燒起來后,屋子都是紅彤彤暖烘烘的,寓意著新的一年紅紅火火。全家人還要順逆時針各繞三圈,順著走,轉來好運,逆著走,轉走霉運。
他們唯一的盼頭,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這些沉默的男人試圖為孩子拼出一條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樹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墻壁脫落、陰冷逼仄的一層,因為氣血虛,他的眉毛和頭發都掉光了,但還是站在下礦的一線。
田建軍的女兒懂事聽話,唯獨一次,還在上小學的女兒考試成績一落千丈,妻子李梅鳳氣極了,電視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電視臺的畫面,一群黑黢黢的礦工從地底出來,面對鏡頭憨厚地笑著。
她一把拖過女兒,湊到電視跟前,“看,你看啊。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這個的!”
說完,嚎啕大哭。
母女倆再也沒有因為學業發生大的爭吵,家里回歸到日復一日的平靜。只是,這個敏感的媽媽越來越覺得女兒像極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話不說”。高考前夕,父女倆鬧矛盾,雙方都倔著,沉默著互不讓步。最后,女兒給父親發了一條手機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輩那個年代,田建軍只隱隱約約知道下礦很苦,在家從不敢多說話,有時候惹了父親生氣,招呼來的必然是一頓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會怨恨父親,時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們沒文化,那時候上礦一不小心還會丟命,我理解他。”
王嘉偉在前幾年也有了女兒,他說自己變得越來越“現實”。這個32歲的年輕人也曾從電視節目里看到過黃浦江昂貴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廣州上下九,但他已經把這些綺麗的生活壓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礦區燈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點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礦區是大多數礦區人眼中屬于子女的“康莊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讓他們遠離了塵囂,卻以另一種形式讓他們現實。
“少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個曾經把青春、愛情、婚姻和事業通通交給煤礦的中年人淡淡地說,“能闖出名堂的畢竟是少數。”他說,女兒能回同煤集團就是最好的結果,“哪那么多優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終究是普通人。”
關一座礦很容易,關一座城卻很難
時間似乎在如今的同家梁煤礦停下了。
至少從北側的生活區來看是這樣——供電供水照舊,衛生院大門依然敞開,女人們仍會在下午三四點聚集在礦區唯一的廣場,跳一小時的廣場舞。
礦區生活的指針頑固地重復著這個時刻。過去,早班下礦的男人會在下午三點結束工作,回家吃飯休息。中班的男人這時則從睡夢蘇醒,收拾行裝準備下礦。
王樹平無比熟悉這個時刻。一切都和過去沒什么兩樣。
“關一座礦很容易,關一座城卻很難。”同煤集團相關負責人說。
田建軍快忘記煤炭“黃金十年”的細節了,他老是記不清當時自己的工資到底比現在多了多少。
去年煤炭市場的“寒冬”他也不怎么愛提,只說“國家和煤礦不會不管我們的”。那個高喊著“改革開放、下海闖蕩”的年代也在他的記憶里越來越淡。他一點兒不后悔當時的留下,“說白了,下了那么久的礦,你出去能干啥呢?你還會做啥呢?”
地下世界才是他信賴的地方。負責安全監督檢查的他,只有穿上厚重的工服和雨靴,戴上5斤重的自救器和礦燈,他才覺得安心。
他有些害怕去想,一旦失業自己能怎樣。“年輕人還能學新東西,他們學得快,我能干啥呢?”有礦工說,自己也習慣了多年被同家梁礦庇護,“去年那么難,礦上沒有辭退我們,還提了房儲,以后日子好過了,會不管我們嗎?”
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準。至少從國家層面的布局中可以看到,國家能源局提出,2017年煤炭消費比重要下降到60%左右,繼續化解煤炭過剩產能,退出產能5000萬噸左右。
這些又遠又大的事他管不著,他高興的是同煤集團下屬最遠的礦,離家里也不過兩小時車程。至少,不用去太遠的地方了。畢竟,很多遠赴山東內蒙古打工的朋友都沒能熬過去年煤炭行業的寒冬,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領到工資,從異鄉回到故鄉,尋找著“滴滴打車”、外賣等等新的出路。
王嘉偉也沒太關心這些消息。他只希望父親能早點退休,能早日洗肺治病等等,自己都能在身邊照料著。
他還有一個心愿。女兒一天天大了,她的生活離煤越來越遠了。路上也見不著一塊煤,現在技術發達了,煤灰也抖落的少了。但他一定會抽時間帶女兒回同家梁礦,看煤炭,看產煤機。
這個父親會告訴女兒,“你的爸爸、爺爺,還有爺爺的爸爸,都在這里出生長大,被這片土地養育。”他推了推眼鏡,“這里是你的根。”
三月天剛過,同家梁礦風依舊很大,一天到頭吹個沒完,很多礦上的女人都開玩笑,出門走幾趟就得變“梅超風”。 呼嘯的風帶來了冷,也吹來了好空氣,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城市空氣質量數據庫”數據顯示,大同PM2.5年平均值為42,低于北京、上海以及廣州,全年空氣質量達標天數達320天。
但這一切都和地下世界的礦工無關。
田建軍很清楚,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霧霾而對煤炭有了負面情緒。他淡淡地說,在漆黑的地下,每次割煤,煤塵漫天飛揚,眼睛、鼻子都會被糊成一團的煤粉粘住,那個程度“也許是你們看到的霧霾的幾倍甚至十倍”。
他還在等待分流的結果。偶爾做夢,他好像還在井下。
關停那天,他是最后一個從井下離開的人。沿著巷道,他仔仔細細走了一遍,風機已經停止運轉了,曾經讓他覺得難受的冷風沒了,腳下的水一點點漫上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復雜。說恨吧,是真的挺苦挺難的。說愛吧,干了這么多年不可能沒有感情。”田建軍變得有些絮叨,“也是這些黑乎乎的煤,真的養活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同煤集團的一個“礦三代”趕來告別,大家一句話不說,有人默默地哭。礦區,還是靜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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