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1月17日在上海證券報刊發署名文章指出,2017年還是一個結構性行情,但從資產配置的角度來看,即便是結構性行情也面臨著資產配置結構調整的需要。
李迅雷表示,第一,要降低房地產的配置。 第二,金融資產中的權益類資產,可能更加值得配置。 第三,要尋找海外資產的替代品。
李迅雷指出,如今樓市與債市的熱潮已退,應該增加權益類資產和外幣現金如美元的配置。中國經濟無法回避的事實就是貨幣超發了。要把握住熱錢的流向,因為在貨幣超發的背景下,熱錢的宣泄是必然的。但找準并跟上熱錢的方向是有難度的,中國資本市場的反應總是太快。
以下為全文:
2017年經濟格局與資產配置策略
■有一個短語大家一定要領會,就是“穩中求進”,因為中國的政策變量對于商品和資產價格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穩中求進”起初是一項經濟政策,現在變成了治國理政的總原則。“穩”是前提,“進”是目的,但先要的是穩住。至于“穩中求進”的亮點以及怎么“穩”,我認為肯定還要尋找突破的地方:一是國企改革,守住增長底線;二是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守住風險底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今年資本市場上的主題投資機會,估計還是在國企改革,因為這是倒逼式的。
■相對而言,現在財富管理或資產管理的要點,是應該增加金融資產的配置,這是一個大的趨勢。金融資產中的權益類資產,可能更加值得配置。
特朗普新政能讓美國經濟振興嗎?
歐洲和日本的經濟仍然不太行,總體來講還是受到債務和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而這是一個長期問題,短期內不會得到解決。因此,其經濟的增速可能會比2016年略好些,但估計也僅僅好0.1-0.2個百分點左右;美國經濟雖然出現了反彈,但就業并沒有好轉。前段時間美元指數走得很強,導致全球貨幣競相貶值。最近,美元指數逐漸走弱,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也在往下走,從最高時的2.6%回落到目前的2.36%,這表明美國經濟并非想象的那么強。大家對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的獲勝給予了較為樂觀的預期,認為他計劃推進的政策一定能夠得以實施,我覺得未必如此。
最近美元指數走弱可能和美聯儲的會議紀要有關。美聯儲認為,美國今年是否加息要看特朗普政策的執行情況。美國政府的執行力是有限的,它受到民主黨包括共和黨內部的掣肘,也受到國會的掣肘,要完全執行特朗普的新政并不容易。所以,我對今年美國加息的判斷是:一、若要加息,則會在下半年;二、加息最多兩次,從歷史上看,加息的次數總是低于預期的。
中國經濟的企穩不存在懸念
中國經濟的企穩不存在懸念。2016年第四季度,雖然投資增速有所回落,但經濟增速還是保持平穩的,這主要靠基建投資和房地產。盡管民間投資的增速還是比較低落,但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速非常快,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很大,再加上居民加杠桿,使得我國經濟增速呈現L形:第一季度是6.7%,第二季度也是6.7%,第三季度還是6.7%,第四季度估計仍是6.7%。果真被權威人士說中了,連小數點后面都是L形。
從消費來看,消費也是有亮點的。2016年,雖然整體消費還算比較平穩,但汽車銷量非常大,達到了兩位數的增長,這對我們的“穩增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2016年中國經濟能夠穩住,主要靠三大因素:一是靠政府,政府通過基建投資來加杠桿;二是靠居民加杠桿;三是靠財政稅收的刺激,如汽車銷量大幅上升。這三方面對去年中國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然而,出口還是負貢獻。不過,由于全球的出口不僅和我國一樣也是負增長且更為顯著,因此我國的出口份額仍在繼續抬升,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大家對中國的出口不用太悲觀,我們的競爭力還是很強的,不會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導致出口走弱。即便特朗普在今年對華實施貿易保護,會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一定影響,但不會是致命的。應該講,這些年來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經濟地位已經被確認,印度、印尼等國雖然勞動力便宜,擁有人力資本的優勢,但產業配套上還難以和中國抗衡,估計今后20年仍是如此,中國就是全球制造業轉移的“終點站”了。
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看,那時歐美是制造業大國;到了六、七十年代,歐美產業轉移到日本,日本成為制造業大國;到了八十年代,全球第二產業再度轉移,亞洲“四小龍”成為制造業強國,出口份額大大提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制造業承接了產業的國際轉移而逐步發展起來,中國成了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所以,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雖然會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等,但由于美國的第二產業占比只有19%,故再工業化對其GDP的貢獻還是有限的。因此,中國的出口會面臨一定的壓力,但優勢依然存在。
2017年中國應無通脹之憂
中國GDP增速去年為6.7%,目前大多數人預計今年的數據為6.5%。我可能會悲觀一點,估計在6.3%左右。因為去年的基數較高,外加有居民加杠桿,而今年居民要去杠桿,在房地產上的投資會減少;基建投資盡管還會繼續增加,但也因去年的基數較高,增幅有限;雖然低排量汽車的車輛購置稅減半征收政策還會延續,但效果可能也是遞減的。
此外,大家談論較多的問題是擔心今年會出現“通脹”。我對通脹倒不是特別擔心。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自己的通脹權重之“秤”。比如,無房者可能擔憂房租支出是不是過大了,在他們的心里房租的權重很高;擁有房產的人,可能旅游娛樂方面的花費較高,更關注此類價格的變化;而普通老百姓,可能感覺日常生活用品價格上漲對自己的影響很大。所以,通脹的影響和感受因人而異,若未能在不同的層面上考慮通脹,則意義不大。
那貨幣超發為什么沒有導致通脹呢?過去,在貨幣規模非常小的時候,我們特別擔心通脹,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大家討論最多的問題是被稱為“籠中虎”的2千億元居民儲蓄。當時,中國的M2規模是1萬多億元,大家非常擔心“籠中虎”(居民儲蓄)若是出來就會導致惡性通脹。現在,我國的M2接近160萬億元了,大家反而不擔心通脹了,這是因為財富相對集中了,而有錢人的消費需求總是有限的,因此他們要全球配置資產,配置房地產、配置權益類資產等,財富管理的需求越來越多,理財產品的規模大幅增加,這是貨幣超發的結果。貨幣超發沒有引發通脹,但它引發了非貿易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所謂非貿易品是指房子、一些服務產品,如保姆的用工費用等,此類價格的漲幅非常大。
我這里講的通脹單純指國家統計局的CPI,我認為今年還是很難起來。我研究過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的通脹,發現僅在經濟出現較大的上升、GDP超過10%的情況下才會有通脹;GDP不超過10%時,基本上沒有特別高的通脹。我估計今年的CPI按照月度來看,最多上升到2.7%-2.8%,全年評估來看,估計還是在2.5%以下,這應該還是一個偏溫和的通脹。
我用M2減去名義GDP的數值來做分析,發現了一個特點:當數值接近零或為負值的時候,通常會出現通脹。此外,即使用經濟學理論來分析,通脹也是解釋不通的:如果真的出現通脹,則表明中國的經濟好了,那么就不需要“穩”增長了,因為CPI主要反映下游產業的價格上漲情況,PPI主要是反映上游價格的上漲情況,如果CPI漲起來了,說明下游產業好了,那中國經濟不就起來了嗎?我們何苦還要去產能去庫存呢?用同樣的邏輯不能去解釋相反的現象。
2017年中國樓市如何走
無論樓市還是匯市的現階段表現,都是貨幣超發的體現,都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超發后就會在各方面有所體現,比如表現為股價上漲、房價上漲、資產荒、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
2003年中國的M2不到美國的一半,美國又比日本少,而2009年之后,中國的貨幣供應量開始大幅增加,因為美國發生了次貸危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所以,我覺得用貨幣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有人說,人民幣之所以貶值是因為美國加息,這話沒錯,美國加息會導致美元指數往上走,但美元指數也沒有走得特別高。我認為,人民幣是否貶值以及貶值多少,更多取決于貨幣總規模的擴張而非利率水平的變化。若取決于利率水平,那么日本現行的負利率政策,應該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才對,但實際上日元并沒有大幅貶值,因為日本這幾年信貸余額都是減少的。所以,眾口一詞的淺顯看法很難用數據來印證。我認為,貨幣規模是決定匯率的主要因素,經濟的好壞決定利率水平,十年期國債的利率應該和GDP增速一致,這樣才相對合理。
2016年,中國一、二線城市房價的猛漲與居民加杠桿是相關的,居民購房加杠桿的增幅達到了歷史最大值。從居民的杠桿率水平來看,似乎泡沫并不大,雖然房價漲了很多,但總體杠桿水平不算高。當然,因為現在經濟在往下走,所以,房價的上漲一方面是貨幣現象,另外一方面也和人口現象相關。中國的大城市化進程還遠未結束,大城市化水平大概只有美國的一半,人口在往大城市流動。這就可以解釋去年什么地方的房價漲得多,這與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量有關。比如,2016年大連房價下跌了20%,它也是一座美麗的濱海城市,房價為何會有如此大幅的下跌呢?因為大連的人口在減少。可能有人會問,安徽省的人口也在減少,為何合肥的房價會大幅上漲呢?那是因為合肥市的人口在大幅增加。同樣的道理,廈門人口增長的幅度是全國最高的,去年房價漲幅也居全國第一。同樣,我們看到河南省的人口在減少,但其省會鄭州市的房價漲得很快,也是因為鄭州的人口在大幅增加。概括而言,直轄市、省會及二線城市人口都在集中,個別省份的人口在凈流出,這表明房價的變化趨勢與人口有相關性。
但從長期來看,我對房價并不樂觀,原因如下:第一,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估計2017年為負增長。去年一、二線城市房地產火爆的原因是居民購房加杠桿,而由于基數過高,我估計今年會負增長;第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我認為今年房價會較為平穩或者略有下跌,因為各地都把控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我相信房價會處于“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格局中。
2017年政策展望與改革側重點
有一個短語大家一定要領會,就是“穩中求進”,因為中國的政策變量對于商品和資產價格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穩中求進”起初是一項經濟政策,現在變成了治國理政的總原則。一定要記住習總書記關于中國經濟的三句話:第一句話是“新常態是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第二句話是關于怎樣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三句話是改革的原則,即“穩中求進”。“穩”是前提,“進”是目的,但先要的是穩住。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為什么今年匯率會相對平穩,股市也會相對平穩,債市也會相對平穩,一切都要平穩,在“穩”的前提下才能夠“進”。對于各級政府部門和各部委,我想應該都是這樣的對策。
至于“穩中求進”的亮點以及怎么“穩”,我認為肯定還要尋找突破的地方:一是國企改革,守住增長底線;二是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守住風險底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所以,我們要習慣底線思維,如當某項資產價格出現暴跌時,倒是可以買入,因為不能破了風險底線,破底線會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價格出現暴漲時也一樣,可以及時賣出,因為要去杠桿。這是一個總基調,這個總基調會落實到各領域,可以作為相關部門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所以,為什么說國企改革是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因為國有企業目前的債務率、杠桿率還在繼續上升。
監管方面為什么要加強呢?因為貨幣規模膨脹,大量貨幣在實體經濟之外循環,同時又在銀行表外循環,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過大,為8.8%,美國只有7%左右,英國是8%,日本更低只有5%,所以說要讓經濟“脫虛向實”,這也是要限制房地產過度繁榮和加強金融監管的原因。
我們講到中國債務率水平過高,主要是指企業的債務率水平過高。中國企業債務率杠桿水平在160%左右,大概是美國的兩倍,遠遠超過全球平均水平。也許有人會反駁說,這兩年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下降,是好事情。我覺得并非如此。我用杜邦分析法將其分解,發現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之所以下降,是因為資產周轉率下降,而且銷售的產出比在下降,這兩者都是經濟效益下降的信號,所以,企業的杠桿率還在不斷上升。
總體來看,中國目前是民企在去杠桿,國企在加杠桿。2016年,國有企業在固定資產投資上的增速超過20%,這也是為什么要搞國企改革的原因,國企無論資產負債率還是杠桿率都太高了,所以,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快實施國企改革舉措。央企的改革,主要通過大央企之間的合并;地方國企的改革,主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主。今年資本市場上的主題投資機會,估計還是在國企改革,因為這是倒逼式的,反而就有機會;如果不改革,漏洞會越來越多,整個債務率水平會繼續上升。怎樣去解決呢?企業要提高效率,只有讓更多的民營企業來參與;股權激勵也是一種辦法,但其實效果并不理想,關鍵是激勵的比重太少了;債轉股和PPP等要達到預期目標,還需要民營企業的積極參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化
今年,貨幣政策的收緊是一個大趨勢,因為過去幾年都在“放水”,導致杠桿率越來越高,泡沫越來越明顯,所以要去杠桿。首先,貨幣會略收緊,但到底能收緊多少,估計還是有限的。這里我們講到蒙代爾的“三個不可能定理”,假設資本流出被管制,那么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可以增強了,因此,通過資本管制的方式也可為貨幣政策釋放一定的空間。此外,我覺得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對債券也不用太悲觀。
財政政策方面,今年是要“更加積極”,這沒有任何懸念。因為我們不僅要穩增長,還要在2020年實現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不增加財政支出則肯定實現不了。
股市存在結構性投資機會
對于股市的判斷,首先還是要看基本面,基本面就是經濟長期的走勢。從這個基本面來看,我認為今年應該沒有什么大行情。其次是看政治政策。第三是看人性,如投資者情緒。如果說整個政策是著眼于穩定,那么,在經濟往下走的背景下,政策就會選擇正向鼓勵,以保持資本市場的穩定。因此,股市今年的變化主要是投資者心理層面的變化,因為前面兩大因素的影響結果沒有太大的懸念。
比如說,企業的盈利總體還是在往下走。當然,2016年三季度之后企業盈利的增長有所回升,但這個回升能否持續,取決于對經濟大勢的判斷。如果你覺得經濟見底了,那當然是個天大的好事。我認為經濟還是在往下走,故企業盈利的回升只能算是短暫的反彈,不是一個趨勢性的向上。這幾年都是如此,包括房價也是一樣。2010年之后這波房價的上漲,只是一個結構性行情,不是一個趨勢性行情;而2010年以前的房價上漲就是一個趨勢性行情,因為中國經濟持續往上走。過去5年,國內100座大城市的加權平均房價也不過漲了28%,而同期GDP增長了近50%,M2增速接近100%。這樣來看,則樓市的表現偏弱。
在經濟減速的背景下,只有結構性機會,股市也是結構性行情。雖然,2015年上半年出現了一波牛市,但這波牛市很短暫,換來的是超過一年半的調整,到目前為止仍處于調整階段。所以,這種脈沖式的上漲沒有得到經濟基本面的支持,結構性行情下創業板的表現較好,因為其盈利增長較快,主板的表現一般。
所以說,股市走勢首先取決于基本面。基本面決定了市場的大方向、總趨勢,其影響是長期的;其次,政策面將改變趨勢的斜率。這屬于中期的調整,不會扭轉趨勢。今年,最不確定性的事情就是特朗普新政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影響。但我認為特朗普不會扭轉美國的命運,經濟該怎樣還是怎樣;第三,是大家不可忽視卻談論較少的——情緒的影響,屬于短期影響因素。比如,特朗普大選獲勝的當日,全球各大股市出現暴跌,黃金價格大幅上漲。之后,黃金價格回落,股市上漲。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受情緒的影響。
情緒對市場短期波動的影響權重非常大,一般在50%左右;只有在牛市的早期恢復階段和牛市的中期,情緒的影響會小一些。所以,對于股市的波動可以看得淡一點:當大家都恐慌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機會;當大家都非常樂觀的時候,可能蘊藏著風險。
大類資產配置結構面臨調整
總而言之,今年還是一個結構性行情,但從資產配置的角度來看,即便是結構性行情也面臨著資產配置結構調整的需要。第一,要降低房地產的配置。國人房地產配置的比例過高是長期現象,目前在政策上對房價的調控已經非常嚴厲,這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表述可以看出來。相對而言,現在財富管理或資產管理的要點,是應該增加金融資產的配置,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第二,金融資產中的權益類資產,可能更加值得配置。現在,我國的換匯條件從嚴,把資產轉移到海外的難度加大,這是數量非常巨大的資金。如果資金留在國內,并且面對著“資產荒”,錢會流到何處呢?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不去配固定收益類產品呢?由于全球經濟弱復蘇,通脹預期也起來了,利率會有所走高,所以固定收益類的資產配置應適當減少。
前面講到國企改革是一個重頭戲,因此,在權益類資產的配置上,除了績優股可以增加配置外,更多的投資機會來自于“變”,如國企改革并購重組等。一個預期已有的東西,如果漲不起來,就確實很難漲起來了,因為大家的預期一致,不存在預期差。只有超過一致預期的事件,才可能有更多的機會。
第三,海外資產配置過低。不過前面也講到了,現在海外資產配置起來很困難,那就要尋找替代品,例如黃金、深港通、滬港通等。我們可以看到黃金價格的兩種走勢:以美元標價的黃金前段時間下跌很多,以人民幣標價的黃金下跌不多,最近兩者都在反彈。相對來講,買人民幣黃金是一個保值的手段,既可以對沖人民幣的貶值,又可以對沖全球貨幣超發導致的資產泡沫風險。此外,深港通和滬港通是增配海外資產的渠道,如在香港股息率有5%的那些股票,保險公司的資金就會長期配置,因為它已經比保險公司產品的預定收益率要高了,還可以對沖人民幣貶值帶來的風險。
總之,資產配置也是風水輪流轉。如今樓市與債市的熱潮已退,應該增加權益類資產和外幣現金如美元的配置。中國經濟無法回避的事實就是貨幣超發了。要把握住熱錢的流向,因為在貨幣超發的背景下,熱錢的宣泄是必然的。但找準并跟上熱錢的方向是有難度的,中國資本市場的反應總是太快。
(作者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