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農民誰來管?
仇和的落馬,被傳與昆明土地城建系統的腐敗有關。土地城建是云南腐敗重災領域,這在去年初中央巡視組對云南的反饋中已經明確指出。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帶昆明福海社區失地農民“公車上訪”。但4年多來,失地農民的拆遷安置補償怎么樣了?
3月17日,廉政暸望記者來到韓家灣村,整片土地上孤零零地佇立著一座三層樓房,這是張桂仙的家。整個韓家灣村只剩下她一家的房子。據張桂仙等村民介紹,韓家灣村的拆遷安置補償至今仍未到位,安置房也未建成。
如今,韓家灣村的土地大片荒廢,有的地方長起了一人高的荒草。在這片土地上,有一排破舊的棚屋,住著一些老人。
村民土地被征、房屋被拆后,只有租房居住。但房東多擔心老人在自己房中去世,不愿租給老人。無奈之下,一些老人在原來的土地上搭建了簡易的棚屋居住。但這些棚屋不通電不通水,燃氣罐、香爐擠在狹窄的空間,安全隱患極大。生活衛生更是毫無保障。沒水就在地上挖個水坑蓄水飲用。
63歲的楊翠英告訴記者,她有時偷偷住兒子家,但又怕被房東發現,多數時候還住在棚屋里。
其他地方被征地拆遷的村民,也多有難題。
富有村2014年10月發生的沖突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據富有村一村民介紹,近年來富有村土地遭多次征收,期間大概發生過五六次沖突。去年6月份,富有村村民也曾與“施工人員”發生沖突,雙方均有人受傷。2010年前后的南車集團項目征地時,補償標準引起村民不滿,雙方發生沖突。
福海社區周家村、河尾村常年有村民代表在昆明市不同路段,拉起幾十米的條幅呼吁當局重視拆遷征地問題。
如今,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已經慢下來。
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書記張田欣被調查之后,新任市委書記高勁松密集調研當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后要求,對于未審批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原則上不再審批;對于批而未動的,要做深做實前期工作,原則上暫不推進;對于已經動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難題,加快推進,克期完工等。
那些還在艱難抗爭的村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昆明的貪官落馬時,到自己曾經的土地上一泄郁氣。
太和村原土地上已經建起大片高檔商業項目和別墅。3月16日,仇和落馬第二天,昆明福海、太和、紅聯村和晉寧縣、宜良縣等地部分失地農民代表,在這些高檔社區內燃放鞭炮,慶祝仇和落馬。在這個寧靜的高檔社區,鞭炮聲很快引來了開著巡邏車穿著制服的保安。
記者手記:仇和落馬教訓了誰
仇和對許多極亂待治的問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要用人治來推動法制,用不民主推動民主。”
隨著仇和的不斷升遷,以及獲多個“改革明星”榮譽的肯定,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傳。
“為什么10年來一直以激進的方式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仇和能屢踩紅線而不倒……
”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如今仇和嘗到了苦果。“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表述顯示,他已不只是踩紅線、打擦邊球的問題。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擁有造福一方的為政理想和抱負,但不知道是怎樣的思想變化,讓他放松了對法紀紅線的敬畏。
一度,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舉”的想法在不少官員中很有市場。
仇和落馬可以視為,圍繞這類個性官員的爭議有了一個定論,那就是無論出發點有多好,無論效率和效果有多驚人,總要以依法依紀為前提。
仇和行動上似乎并不避諱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宿遷時期的“賣光”政策,在昆明時與商人“親友團”密切互動,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直到他接受調查,人們才驚覺,所謂的“磊落”,也只是表演。
作為一個高調“能吏”,有些人對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終還是用自己的悲劇證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無法關住權力。這留給人們諸多反思和教訓,不光是給官員的,還有那些為他叫好的旁觀者。
一旦標榜為公利的權力任性不羈時,想要謀取私利也將輕而易舉;
因為出發點是好的,就對他的獨斷容忍,那么當他謀取私利時,已經阻擋不及;
當他強勢治吏時不依法依規還有人叫好,那么當他面對百姓時,就難保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對待。
仇和這類官員可能做出了一些政績,造福了一些百姓,但他們的最終落馬,再一次證明了,社會發展要有質量,不止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更是依法依規發展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內在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