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大學原副校長李富山貪腐路 辯稱人情往來不算受賄

　　日前，由山東省濟南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臨沂大學原副校長李富山涉嫌貪污、受賄一案，在濟南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貪污罪、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70萬元，對李富山貪污贓款予以退還，受賄贓款予以沒收并上繳國庫。

　　幫朋友忙，“好書記”沖破了為官底線

　　2014年8月29日，李富山被山東省紀委立案調查，省紀委于同年9月26日將此案移交山東省檢察院。9月30日，山東省檢察院指定濟南市檢察院管轄，該院于10月8日以涉嫌受賄罪對李富山立案偵查。經山東省檢察院決定，三次延長偵查羈押期限五個月，其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2015年5月21日，該案被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

　　李富山在庭上的懊悔并非一時的有感而發。這位老共產黨員，在2003年以前，本是群眾口碑極佳的好書記。那時的他擔任蒼山縣委書記、臨沂市羅莊區區委書記，兢兢業業、奮發有為，單位的同事對他的評價也很高。而自2003年調任臨沂市國土資源和房產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后，由于正值臨沂城市建設大發展時期，李富山手握實權、位高權重，成了許多房地產開發商“追捧”的對象，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從此，李富山踏上了長達11年的貪腐之路。

　　談及第一次受賄的情形，李富山回憶稱，當時是他剛上任一兩個月的時候，李某請他幫忙補辦土地證。在此之前，他一直堅守拒腐防變的為官底線，拒絕過很多人的誘惑，但因為這個李某和他是同一個村的，從小一起長大，是老朋友了，以前還經常幫襯他，關系非常好，實在很難開口拒絕。而且李富山自己也僥幸地認為，幫忙辦證這件事是走正常手續，不算是違反原則，幫忙也是舉手之勞，于是就收下了李某送來的5萬元現金，隨即幫他補辦了相關證件。

　　李富山回憶說，當時因為是第一次收錢，確實也惶恐過，但一想，這不算什么違紀違法的大事，后來也就沒太放在心上。

　　誰知，正是這次的幫忙徹底沖破了李富山的為官底線。從此，對于朋友的求助，他都來者不拒，能幫則幫。對于上門送禮的，即便明知是為求“關照”，他也少有推辭。漸漸地，李富山在受賄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嚴懲貪腐的高壓態勢下，他依舊心存僥幸、不知收斂。

　　高層換別墅，700多萬差價款落個人腰包

　　2017年8月14日下午2時，經過兩次開庭審理后，李富山再次站在了濟南市中級法院的法庭上。身穿藍襯衫、黃長褲的他，頭發花白，手里還拿著一疊厚厚的材料。而距離此案上一次開庭，已過去了一年之久。

　　當日庭審，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一筆717萬余元的貪污款。那是2011年4月，已離開政壇、調任臨沂大學副校長的李富山，找到差不多同期到任的校長丁鳳云（已被判刑)，向她提議，由他們二人與王勇（臨沂大學另一管理人員，已被判刑）一道，以教職工購買代建小高層的價格，在淮海御景灣小區選購聯排住宅，購房差價從開發商淮海建設集團所欠的土地出讓金中抵扣。

　　據李富山供述，當時按照學校研究的意見，作為新入職的校領導及教職工，都可以申請在淮海建設集團代建的4棟小高層里選房、要房。在他之前擔任校領導的，大部分都選的是一期聯排住宅，因此，李富山也希望要到聯排房，而非小高層，否則他覺得“有點虧”。

　　2011年上半年的有一天，當李富山找到丁鳳云，聊起要房的事情并說出他的真實想法后，得到了丁鳳云的認同。他們拉上王勇一同商量后，瞄準了淮海建設集團旗下在建的淮海御景灣小區，并在李富山的提議下，由丁鳳云拍板，3人開始具體操作這件事情。

　　2012年8月至9月，李富山等3人以購買小高層的內部價格，購買了位于淮海御景灣小區的聯排別墅。三套房的實際房款分別為392萬余元、352萬余元和297萬余元，而截至案發，3人實交房款均為108萬余元，購房差價款合計717萬余元。同年，三人分別領取了房屋鑰匙，后來李富山將其購買的別墅按市場價轉售給朋友套現。

　　對于檢察機關的上述指控，李富山予以否認。其辯護人認為，淮海建設集團拖欠臨沂市師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師苑房產公司”)土地款，與臨沂大學沒有經濟往來，師苑房產公司系獨立法人，李富山等人的購房款差價原本是安排由該公司墊付，與臨沂大學無關，因此貪污罪不成立。

　　法院審理查明，師苑房產公司雖系獨立法人，但其多名股東均為臨沂大學的校方管理人員，這些股東并未實際出資，因此，不應當只根據公司的工商登記來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屬性，被告人李富山實際損害的仍是臨沂大學的債權，屬于貪污行為。但師苑房產公司并未向淮海建設集團抵扣相關購房差價，因此，李富山的貪污行為應當認定為未遂。

　　換花樣收錢，辯稱人情往來不算受賄

　　據檢察機關指控，李富山在擔任臨沂市國土資源和房產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以及臨沂大學副校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山東某集團有限公司、李某等7個單位及個人在補辦土地證、企業改制等方面謀取利益，從2003年至2014年的11年間，共收受賄賂89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248萬余元。在被指控的7筆權錢交易中，有一筆是“以房換房”的交易。

　　原來，臨近退休的李富山打算在濟南買套房子養老。在籌集房款時，他將做房地產生意的李某約出來吃飯。席間，他提出要賣掉國土局分給他的那套房子，售價120萬元。實際上，那套房子的市場價格只有40萬元。李某心領神會地答應“接盤”。 一段時間以后，李富山安排人將房子過戶給了李某，并發給了他一家濟南房地產公司的銀行賬號，讓李某打款119萬余元。這筆錢，直接被用于支付了李富山在濟南的購房款。

　　這種變相受賄的行為，卻被李富山當作是“以房換房”的私人約定。

　　“李某本就是臨沂數得著的房產開發商，為何還會選擇以如此大的差價購入你這套房？”對于檢察官的訊問，辯護人辯稱，李某的119萬元購房款并不只用于購買那一套國土局宿舍，還包括李富山后來打算出售的一套新房，兩套房子的實際控制人都是李某。李富山也表示，李某雖是房地產商人，但購買他的二手房也很正常，因為國土局宿舍和他后來的新房，配套設施和物業管理都非常好……

　　除了對房子，對收受的購物卡和現金，李富山也有一番辯解。

　　李富山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幫助臨沂當地房產開發商大開方便之門，與他們先后結成了長達11年的利益關系。其間，逢年過節，這些開發商就將2000元、4000元不等的購物卡多次送往李富山的家中，而他的態度則是“推辭一二，也就收下了”。單是李某一人，就先后22次送給李富山24張購物卡，總計價值6.8萬元。

　　不僅如此，這些開發商們還利用各種時機，用報紙包裹著一沓沓現金，送到李富山的辦公室或家中：李富山的父親去世，房地產商胡某送上1萬元；李富山到濟南看孫子，去濟南辦事的胡某又送上5萬元；找他幫忙給朋友調動工作，送上2萬元；求他幫忙承攬土地整理項目，又送上10萬元……而幾乎每一次，李富山都是“推辭客氣一下，就收下了”。

　　在對待這些錢財的態度上，李富山也不認為都是受賄。雖然送禮者紛紛表述是為了感謝李富山的“關照”，但在李富山看來，收受購物卡這件事多為正常的“人情往來”，與他交往甚深的這幾個房產開發商也都是“親友圈”的人，自己也曾在對方母親過世時送上慰問金，這樣的金錢往來算不上受賄。

　　此外，李富山還辯稱，胡某是他的遠房外甥，逢年過節和他父親去世時送卡、送錢應屬于人情往來；他幫助李某緩交配套費、加快辦理抵押貸款等，均是通過正常手續，沒有違規違法操作等。

　　副校長腐敗，暴露出的問題值得警惕

　　“高校是教書育人的清凈場所，高校領導作為學校的掌舵人，本應以身作則、嚴于律己，培養有能力、有素質、有道德的優秀人才，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方面更應該對自己嚴格要求。然而由于高校長期封閉運行，以致腐敗高發、權力面臨失控危險。”濟南市檢察院公訴二處辦案檢察官郭承志說。

　　辦案檢察官認為，李富山貪污受賄案的背后，暴露出三大問題值得警惕：一些高校管理人員個人法治觀念淡薄，私欲膨脹，心存僥幸；部分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給職務犯罪以可乘之機；由于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監督與制約，使人對法律、對規矩缺乏真正的敬畏之心。高校領導干部墮落為腐敗分子，有客觀方面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是喪失了黨性原則，迷失了前進方向，變成了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信奉物質至上、金錢第一，最終抵不住“糖衣炮彈”的攻擊。因此，不管什么時候，不管當下如何輝煌，只有不忘初心，時刻嚴于律己，才能夠在人生路上踏實而順利地前進。

　　檢察官建議，必須把任性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方能營造高校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高校要以案為鑒，圍繞干部選拔、基建后勤、職稱評定、招生、領導班子決策等容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加強對關鍵環節和重要崗位的監督，強化廉政風險的排查與防控，健全完善各項內控機制，確保權力規范運行。高校各級黨組織和負責人要從根本上認識到反腐敗工作的嚴峻形勢，切實履行主體責任，把擔子挑起來，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納入學校發展總體規劃，像抓業務工作那樣抓黨風廉政建設，既要管事更要管人，方能保證人員不出事。

　　據辦案檢察官介紹，案件辦結后，濟南市檢察院為提升校園法治建設質效，深入開展檢校合作和“法治進校園”活動，著力在強化機制保障上下功夫，促進共建合作常態化、長效化，建立領導協調機制，完善聯席會議、信息共享、聯動會商制度，推動形成頂層設計、系統推動、全面落實的合作格局，努力消除腐敗滋生的土壤，還校園以凈土。通過檢校合作共建，圍繞教學實踐、學術研究、在職培訓、人才培養等方面，搭建司法實踐平臺，努力實現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的互動互促；圍繞破解難題，搭建會商研究平臺，形成高層次理論研究成果，指導辦案實踐；圍繞素能提升，搭建人才培養平臺，提高理論素養，優化知識結構，造就精英檢察官群體。

　　此外，濟南市檢察機關還通過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進校園開展法治巡講、發放法治教育讀本、開展法律知識競賽等多種形式，廣泛開展普法宣傳，有效增強了法治教育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