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貧富差距與抑制通脹的悖論

　　當前CPI環比仍在上漲，盡管8月份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已經創了六年來新低，M1增速也比去年同期降低了近一半，但物價上漲的勢頭并沒有得到有效抑制。為何12次上調存款準備率、五次加息，還是不能控制住通脹呢？通脹作為一種貨幣現象為何不受貨幣緊縮的影響呢？原因在于通脹不僅是貨幣總量擴張過快導致的，與貨幣相關的收入結構變化對通脹的影響或更大。

貨幣超發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卻無高通脹

　　傳統貨幣數量論認為，假定一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基本不變或穩定，則該國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應該等于物價上漲率加經濟增長率之和，即ΔM=ΔY+ΔP；當一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大于物價上漲率加經濟增長率之和，即ΔM＞ΔY+ΔP時，就意味著該國出現了超額貨幣供給。大量超額貨幣的存在往往會導致嚴重的通脹或通脹壓力。但是，中國從2000-2010年的M2平均增速超過18%，GDP增速在10%左右，但CPI平均漲幅約為2.5%，沒有引發嚴重通脹。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在1993年把這種大量超額貨幣供給與低物價水平并存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 ，即貨幣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其實，從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角度看，是容易解釋“貨幣之謎”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來量化中國因外匯占款增加而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過多的證據，則可以從2003年4月開始發行央行票據來估算貨幣創造的量：至2010年末，大規模對沖操作持續八年，對沖率(存款準備金余額+央行票據余額/外匯占款余額)約為75%-80%，還有約5.5萬億元沒有回收。沒有回收的巨額流動性導致主要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如房地產、黃金、有色金屬等礦產品，其中大類資產如房價從2000年至今上漲了五倍以上，黃金漲幅也在五倍左右，原油價格上漲了三倍多；而小類資產如珠寶玉器、古玩書畫等漲幅更大，這是因為超發的貨幣都去追逐稀缺性資產，從而也導致了資產泡沫。

　　因此，過去10年中國的超發貨幣實際上是通過資產價格的膨脹所吸納，對普通消費品的價格影響不大，如豬肉價格2000-2010年的10年間大約上漲了1.1倍左右，因為一方面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產能在過去10年中大幅增加，供給過剩抑制了物價上漲；而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抑制了低端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從城鄉收入差距看，從2000年的2.8倍提升至2010年的3.3倍，而貧富差距則拉得很大。

從保姆緊缺到CPI“補漲”

　　據說2011年深圳保姆缺口達15萬，而一年以來保姆工資的漲幅達到50%左右，是所有行業中漲幅最大的。實際上保姆工資的大幅上漲，是因為低端勞動力原先的工資偏低，而富裕階層群體人數的增加與收入的大幅提升，刺激了對家政服務的需求，最終抬高了家政服務的市場價格，并導致家政服務人員的短缺。而家政服務人員收入提高的同時，也拉高了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機會成本。據統計，年初至今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增長20.1%，工資形成正從“生存成本定價”轉向“市場型勞資談判定價”。外出務工人員收入的增長，拉高了務農人員的機會成本，從而導致農產品成本的上漲。從邏輯上講，不同品種的農產品成本中，勞動力成本所占比重較高的，則漲幅更大。

　　隨著城市地價快速上漲，拉動了城郊地價，并進一步傳導至農業地價。此外，一些農業龍頭加工企業和種植大戶，大規模租地經營，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地價，從而抬高農產品生產成本，推升農產品價格。另外，如化肥、農機產品漲價等，也同樣會推升農產品價格。

　　因此，本輪通脹的主要特征就是成本推動型的，其中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是通脹居高不下的主因，因為一方面它拉動了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相應增加了對日常消費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食品價格上漲幅度超過家電等非食品的漲幅，如8月份豬肉比去年同期上漲了45%，遠超CPI漲幅。

　　如果把2000年北京蔬菜批發市場部分蔬菜的年均價與2011年9月14日這些蔬菜價格作比較，發現過去11年土豆上漲了43%，大白菜上漲了84%，韭菜上漲了50%，西紅柿上漲了20%，胡蘿卜上漲了105%。在食品中，蔬菜價格的漲幅要小于肉禽類的漲幅，這與蔬菜不宜儲存有關，因而蔬菜價格更能反映消費的供求關系及人工成本的變化，即便是小麥、玉米等相對適宜儲存的，過去10年的漲幅也都不足一倍。
　　
　　由于糧食、蔬菜價格在過去總體漲幅不大，這也是導致農民收入低下的原因，將來要縮小貧富差距，就必須讓農產品的價格漲上去。此外的手段是，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比例，即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減少農村人口，均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可見，縮小貧富差距與糧食、蔬菜價格的平穩之間存在悖論。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收斂趨勢已經形成，這就意味著今后的通脹壓力會長期存在。

應對通脹最好方法：少干預多補貼

　　今年以來，中國用于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已經明顯增加，說明在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5左右的時候，再不增加在社會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會平穩將難以維持。而市場經濟本身在這個時候，也會發生自動調節收入結構的功能，使貧富差距趨于收斂。基于這樣一種判斷，預計CPI的“補漲”過程還比較漫長，9月份CPI將在6%左右，11月份大約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還是會維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脹是貨幣總量投放過多引起的，但貨幣總量投放過多還導致通脹之外的結構性問題，如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若為了抑制通脹而過多地干預價格，則非但不能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反而導致加重價格結構問題，導致資源的錯配。

　　例如，對匯率的過多干預，壓低人民幣匯率，導致出口高增長，外資及熱錢大量流入，從而使得基礎貨幣的超量投放，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最終觸發通脹。為了應對通脹，減少中低收入群體的抱怨，就不敢對老百姓生活關聯度大的水電煤氣價格實施漲價，導致發電企業不愿發電，人為導致電荒。同時，還通過進口農產品，如糧食、豬肉等來平抑國內物價，導致農民利益受損。因此，無論是金融領域的匯率、利率，還是商品領域中的部分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商品價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現象，其結果是價格被扭曲，各類制度性、結構性問題盤根錯節，成為經濟轉型的巨大障礙。

　　因此，既然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模式，那就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化解諸多問題，只有市場化方式解決不了的問題，才屬于政府的職能范圍，如為縮小貧富差距所采取的財稅政策，用來轉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等。既然在縮小貧富差距和抑制通脹之間存在悖論，那么，就不應該采取人為調控物價的方式來抑制通脹，而是通過市場化機制來理順金融和商品領域內的價格，該漲的就讓它漲，該跌的就讓它跌，只要在財政上給予中低收入群體相應的物價補貼，就可以來彌補通脹對老百姓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損失。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都采取過物價補貼和對存款和購買國債實行保值貼補等人性化的舉措，現在應該更有能力實施了，因為財政收入的增速和規模比過去高很多。今年財政收入預期超過10萬億，拿出其中的2%來作為對中國低收入家庭的物價補貼，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抵消通脹對低收入家庭的負面影響了。

　　（本文作者1996年進入原君安證券從事債券研究，1998-2008年先后擔任原君安證券和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所長；現為國泰君安證券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他同時還是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員、財經委委員，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分析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