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厭惡“拼爹時代”分析

中國周刊第11期封面

好爸爸，壞爸爸

　　似乎突然之間，一切都消失了，在兒子成年之后，那種古往今來父與子之間難以逃脫的矛盾，都消失了——沒有代溝、沒有叛逆、沒有兒子的理想、沒有老爸的頑固，連文學家和精神科專家堅信的“弒父情結”，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兒子們變得孝順和務實，心滿意足地在父親的余蔭下，開始自己的人生；老爸們變得充滿權威，像回到了年輕時候，幼小的子女對他言聽計從。這幅父慈子孝的場景，卻沒什么可夸耀之處，有人稱它為“拼爹時代”。

　　因為那些慈父、孝子不過是特定人群。一些身為公務人員的父親們，可以把權力變現為金錢、仕途和其他一切割裂看來美好的事物，供兒子們享用。兒子們拋棄了叛逆，或深埋叛逆，安靜地享受著這一切。在這個誕生“屌絲”一詞的時代，人們越發羨慕：干得好不如生得好。

　　這絕非是一種民間的猜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間開展了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其他人群子女高出13%。

　　還有更多扎眼的個例證明這些。就在10月底，廣東紀檢部門證實，被網友舉報的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擁有21套房產，而他2012年在財產申報時，只申報了自己和兒子各一套房產。紀委也證實，蔡彬的兒子為澳洲籍。蔡彬時年56歲，正常情況論，他的兒子應已成年，具備足夠的智力去思考：父親的財產是否干凈，自己享有的一切是否合理。如果他愿意思考的話。

　　似乎突然之間，“兒子們”的個人奮斗變得艱難起來，年輕人開始逃離北上廣，外企也不如公務員吃香，靠著有勢力的父親謀得一條出路變得理所應當。可35歲以上的人，閉上眼睛，那個實現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夢的時代，分明還歷歷在目。那是個剛剛開放進城路徑的時代，一個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時代，一個打破“鐵飯碗”的時代，一個甚至連“爹”都沒有的民企能夠大獲成功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之前，人們原本信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兒子們可以擺脫這個血統論的咒語時，他們興奮地一路狂奔——把自己的命運和父親切割，才更像個強者。

　　其實，血統論從未消失。1980年代反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亦有身為軍隊高官的一個母親，在戰前，試圖把自己的兒子調出作戰部隊的橋段。這位女軍官破壞了軍隊的原則，被軍長拒絕。

　　在改革開放之初，官員的子女們利用雙軌制漏洞，搞來批條，左手以計劃經濟的價格買來物資，右手以市場經濟的價格賣出物資。“拼爹”如同一條暗流，在集體主義時代和鼓勵個人奮斗的時代，都涓涓不斷。只是，在信息匱乏的時代，在人們對美好而合理的生活要求較低的時代，人們對“拼爹”的容忍度非常之高。當前提條件開始反轉，而“拼爹”有增無減時，人們的情緒也開始改變。

　　人們意識到，那些可以“拼爹”的人，不但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影響了青年正常向上流動，而且極其不合理。某種程度，不合理、不公正對人心的打擊不啻于利益受損。在現代技術的傳播下，人們對千里之外的不合理義憤填膺，不為自身的利益，只為人們深信：人不該生活在不合理之中。

　　至于子女父輩財富恩澤下的生活方式引發的激辯，其實很簡單。理論上，只要財富來源合法，炫富只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要不違法，他們有權過別人眼中“荒唐、墮落”的生活。那或許也是一種糟糕的父與子的關系，但與公共利益無關。人們對“拼爹時代”的厭惡，也從來不是“子不教，父之過”的教育問題。父親將公共資源不當地讓渡到兒子身上，才是問題的關鍵。這種關系，傳統文化和現代政治文明，其實都有明確的界定。

　　一個能量強大的父親該怎么幫助兒子，人們期待有更良性的關系。蜘蛛俠的叔叔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關于父輩的責任，可以小到幫助兒子成為一個善良、幸福、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大到幫助兒子成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人。

　　當然，每個父親都有這個責任，那些看起來更強大的父親，更不應該放棄這個責任。(徐一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