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兩個因素,警匪片取得不俗成績的原因還在于對不同藝術模式進行了探索。第一種是導演杜琪峰的路子,即個人風格化的表達。《毒戰》的結局,蔡添明安樂死、警匪雙方同歸于盡。這個不太照顧觀眾觀感、更多地負載主創個人表達的結局很不討喜,還好一路驚險而緊湊的情節足夠抓住觀眾,使他們還沒來得及思考,電影就已戛然而止。因此,《毒戰》最大的意義就是給警匪片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思路。第二種模式是《寒戰》系列,將傳統的警匪槍戰轉變為權力斗爭,不再以驚心動魄的動作戲和博人眼球的大場面為主打,通常負責文戲的感情戲也幾乎略去,而是去推演各種勢力如何角力的過程。
這種“冷”戰風格,與傳統警匪片的“熱”斗形成鮮明對比。第三種是用文藝范兒包裹警匪題材。范例是曹保平導演的《烈日灼心》。它著重塑造復雜立體的人性,突破了以往警匪片重情節、重動作而輕人物塑造的缺憾。不只是警匪題材,這種腳踏文藝和類型兩只船的電影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比如《白日焰火》《心迷宮》《冰河追兇》和前段時間熱議的《黑處有什么》,均在電影節上有所斬獲,也在觀眾中間獲得了一定的口碑。還有一條路就是《湄公河行動》式的、以類型片敘事嫁接主旋律電影的模式。該片將表達主流價值觀和提升市場吸引力的訴求有機統一在一起的做法,使“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義必然戰勝邪惡”的國家情懷在影像的生動詮釋中落到了實處,點燃了年輕觀眾的愛國熱情,也為中國式警匪片打開了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