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歷史云煙，還原真實的王景弘

　　上月底，明代航海家王景弘學術研討會在王景弘故里——龍巖漳平舉行，來自北京、上海、江蘇等6個省、直轄市，涵蓋中國科學院、上海海事大學、廈門大學等13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進一步深化王景弘研究集思廣益。

　　談及我國古代航海史，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事跡被寫入中小學教科書而家喻戶曉，但與鄭和并肩領航、共下西洋的王景弘卻鮮為人知，其事跡貢獻長期被歷史煙塵所覆蓋。隨著我國對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作為下西洋另一核心人物的王景弘逐漸從歷史深處走進公眾視野。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王景弘是我們福建的鄉賢，為開拓海上絲綢之路作出很大的貢獻，大有文章可作。”深化王景弘研究，不僅可拓寬鄭和研究的視野，更能為高質量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貢獻力量。

　　王景弘雕像

　　屢下西洋

　　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功臣

　　鄭和無疑是下西洋活動中重要的首腦人物，但在七下西洋這種前無古人的大規模航海活動中，僅憑鄭和一人之力恐難以通盤掌握，在鄭和使團的領導成員中，王景弘是鄭和有力的左右手，歷史清晰記載著王景弘在七下西洋航程中的身影。

　　《明史·鄭和傳》記載：“永樂三年（1405）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這是鄭和與王景弘首次出使西洋。

　　之后，在永樂五年（1407）、永樂七年（1409）、永樂十年（1412）、永樂十五年（1417）、永樂十九年（1421），鄭和與王景弘皆受命出使西洋。

　　宣德五年（1430），王景弘與鄭和受命率船隊第七次出使西洋。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時，鄭和于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臨終之時，他把帶領船隊繼續航行的重擔托付給王景弘。此后四個月，王景弘作為最高統帥，獨自帶領船隊扶柩返回中國，完成了七下西洋的最后一次遠航。

　　王景弘七下西洋的事跡有多方史料相互佐證，已得到學界廣泛認可，但后有學者提出“八下西洋說”。據《明史·蘇門答剌國》記載，宣德九年（1434）六月，為給死于中國的蘇門答剌（臘）使者報信，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獨自統率船隊出使西洋諸國。八下西洋的觀點提出后逐漸被一些文章采用，但因其涉及明初對西洋地理位置的定義、下西洋與一般外交出使的關系等問題，是否應當將“七下西洋”擴充為“八下西洋”尚有待學界充分論證。

　　在開拓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王景弘作出了突出貢獻。

　　相對于鄭和對七下西洋活動的全盤統轄和指揮，生長于沿海的福建、擁有豐富航海知識的王景弘則主要負責下西洋航路的選擇、船隊的管理等，側重于船舶的制造、航海人員的選拔、船隊應用物資的準備調用，以及主持下西洋航海的具體事務。王景弘牽頭進行了具有相當規模的海洋調查活動，矯正海航針簿與牽星圖樣，為航行提供技術保障。

　　晚年，王景弘在南京潛心整理下西洋的航海資料，編著《赴西洋水程》《洋更》等，這些原著雖因年久失傳，但其中不少內容流落民間并被輾轉抄錄，成為明清時期航海人員駕舟出海的“航海指南”。

　　王景弘不僅是偉大的航海家，也是明朝卓有建樹的外交活動家之一。每次使洋，船隊都隨帶絲綢、瓷器、茶葉、銅鐵及各種工藝品與各國交流，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通商關系，促進彼此間的經濟、文化和科技交流，增進人民之間友誼。

　　王景弘紀念館

　　記載不詳

　　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

　　王景弘本應是與鄭和齊名的偉大航海家。但遺憾的是，對王景弘的忽視傾向古已有之。《明史》當中并未給王景弘立傳，只在《鄭和傳》中附帶提到他的名字。江蘇省鄭和研究會會員仲躋榮說：“對于王景弘的研究相當不夠，最困難的莫過于史料太少。”

　　由于史料記載的缺失，王景弘研究成為后人研究明朝七下西洋的缺項，研究過程中也常陷入眾說紛紜的困境。

　　首先，王景弘與王貴通是否為同一人成為困擾諸多學者的一大難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陳學霖說：“這是一個載籍上纏夾不清、必須先行解決的問題。”通過對各類史籍碑記的考察，有學者認為二者很多方面都離奇吻合。陳學霖還從文義上分析：“假定貴通是名，以景弘為字，十分貼切典雅，很容易聯想為同一人。這樣看來，二者為一人異名實無懈可擊。”但廈門大學南陽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卻認為該論斷存在諸多疑點，他表示：“王景弘是否就是王貴通仍值得商榷，還有待于今后找到更確鑿的史料予以證實。”

　　在王景弘的晚年歸宿上，學界也爭論不休。王景弘去世的時間和地點，至今沒有定論。海外傳說，王景弘晚年留居于爪哇三寶垅，死后葬身其地。例如侯鴻鑒的《南陽旅行記》中記述“三寶洞旁有一墓，當時鄭和、王景弘同游南洋。王卒于此，故葬之，相傳為三保大人埋骨處”。但這多是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廈門大學教授莊為璣則猜測王景弘可能在南京去世，他認為：“三寶垅的王景弘之墓恐是傳聞失實，未足為信。”

　　王景弘在下西洋中的具體事跡，更是傳說多于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