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透視兩會教育熱點：2018年全國兩會教育輿情盤點

­　　媒體和社會輿論對代表委員聲音的關注呈現三個特點

­　　根據媒體報道和網絡轉載量，最受輿論關注的是朱永新委員提出的“發揮中等職業教育在脫貧攻堅中的特殊作用”（轉載339篇），其次是戴立益委員提出的“學生負擔過重表面是教育問題，實則是社會問題”（轉載294篇）以及唐江澎委員提出的“徹底禁止炒作狀元 改善教育生態”（轉載276篇）。其他受關注度較高的代表委員意見建議還有：白巖松委員提出的“應多關注‘非名校’，政府不能總提211”（轉載273篇）；周洪宇代表提出的“建立教師作為特殊公務員的配套制度”（轉載244篇）；林忠欽委員提出的“讓中國孩子不出國門也能念世界一流大學”（轉載160篇）；劉焱委員提出的“學前教育要技術監管，更要優秀師資”（轉載129篇）；黃花春代表提出的“加大游戲產業管控‘面部識別’防青少年沉迷”（轉載129篇）；王建宇代表提出的“呼吁本土人才享受‘海歸’同等待遇”（轉載111篇）；張國新代表提出的“設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轉載111篇）。

­　　從輿論反響看，媒體和社會輿論對代表委員聲音的關注呈現三個特點：

­　　1.對于有充分依據的意見建議更為重視。朱永新委員代表民進中央提出的釋放多元主體辦學積極性、增加職教體系開放度和靈活性等建議，有具體調研結果支撐，而且切中了社會輿論對教育公平、教育扶貧、“大國工匠”等的關切，成為網絡熱轉熱議的會上聲音。

­　　2.對切中社會“痛點”的意見建議更有共鳴。在最熱意見建議排行榜前十五名中，有關學前教育和校園欺凌的各有兩條，反映出輿論對這兩個議題格外關注。此外，有關學生課外負擔、“狀元”炒作、不良網絡游戲等問題的意見建議也得到了較多關注。

­　　3.對于涉及深層次問題的意見建議更加關注。很多教育問題成因復雜，需要更為系統的思考和謀劃。諸如“學前教育要技術監管，更要優秀師資”“建立教師作為特殊公務員的配套制度”“民辦教育別成‘暴利機構’代名詞”等意見建議，引起了較多關注和議論。

­　　兩會教育輿情綜合分析

­　　1.黨的十九大之后，作為新時代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構成，教育在國計民生中的優先性和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今年兩會教育輿情的熱度。

­　　兩會期間，會內會外熱議民生，教育的熱點難點問題備受關注。輿論集中表達對于教育的各種期待和利益訴求，諸如學生“減負”、破解“三點半難題”、化解“大班額”、兒童托育等，各種聲音匯聚碰撞，使得教育輿情持續走熱。總的來看，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教育承擔的使命和任務尤其重要。密切關注輿情動態，系統梳理各方意見，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對于推動教育改革發展意義重大。

­　　2.教育是涉及面廣、參與方多、復雜性高的事業，涉及教育問題的討論容易出現“各說各話”的局面，追求“最大公約數”需充分考慮各方意見。

­　　分析兩會教育輿情，可看出在學生“減負”、破解“三點半難題”、兒童托育等熱度較高的議題上，輿論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如，學生“減負”雖然在兩會期間持續受到關注，但自始至終，有關要不要“減負”的爭論依然存在，甚至在家長和教師群體中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作為國家政策支持的“減負”行動，在實施過程中如何穩妥推進，進一步減少乃至消除爭論，是需要高度重視的現實問題。

­　　3.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教育越來越多地受到輿論關注。如何進行溝通和引導，增進社會認知和輿論共識，是教育改革發展的必修課。

­　　移動互聯網環境下的輿情生態復雜多變，教育決策管理、學校辦學乃至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要更多地面對輿論之眼的審視。在一些具體問題和環節上，社會輿論對教育存在一定的“誤解”“誤讀”現象，有些意見聚集的聲量還比較大。比如，對于教育部等四部門治理校外培訓機構的專項行動，有輿論將其“解讀”為對校外培訓機構“一刀切”，并在小范圍內引發熱議。對此，教育部門和學校要注重輿情研究，在尊重和吸收民意訴求的同時，做好政策解讀和民意溝通，盡可能消除誤解和誤讀，最大程度凝聚改革共識。

­　　4.今年有關教育需要“合力”的呼聲更多，聲量也高于往年，反映了社會輿論對“大教育觀”有了更多共識，但教育合力如何形成并發力，還需要更多實踐探索。

­　　從輿論表現看，代表委員和社會公眾在學生“減負”、化解“擇校熱”和“大班額”、加強兒童托育、治理校園欺凌、關愛留守兒童等方面，都高頻率地提到了“合力”，認為這些問題并非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在教育領域的體現。這種輿論共識對教育改革發展是“利好”之音，但如何化呼吁為行動，如何讓民意訴求和教育行動良性互動，還需要不同行動主體的有效聯合以及具體的實踐探索。

­　　5.盡管涉及教育的熱議甚至爭論較多，但輿論對于具體有效的教育改革創新舉措還是有著較為普遍的認可。

­　　在3月3日的“部長通道”上，陳寶生部長在談及“三點半難題”時，介紹了全國有25個省份制定了符合各地實際的應對方法，并且提到上海、北京、廣東、廣西等地的有效做法，引起媒體和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也極大地鼓舞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探索的積極性。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和會外輿論熱議教育，尋求改革發展之策，但很多問題是通過基層創新得到解決的，并且已經有了不少實踐案例和解決方案。加強此類案例和經驗的宣傳推廣既是讓公眾“知情”，也是為教育改革發展“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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