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缽水母專家洪惠馨發現命名西沙新種水母

　　【人物名片】

　　他，叫洪惠馨

　　福建南安人，1935年出生，集大水產學院教授，曾獲國務院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他，是缽水母專家

　　長期從事海洋生物學、海洋生態學和漁業資源生物學教學與研究工作；曾發現并命名“西沙無棱管水母”；曾受國家委托，與人合著《中國動物志》中無脊椎動物第二十七卷

　　他，促成集大組建

　　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曾聯名提交《關于組建集美大學的建議》，促成了集美大學的組建

　　【紀事】

　　在洪惠馨教授位于集美大學的幾十平方米工作室里，整排書架滿滿當當，里面擺著大大小小各種尺寸的瓶瓶罐罐。這些玻璃容器里裝的是他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開始收集的各類海洋浮游生物的標本，其中就包括種類繁多、各式各樣的缽水母。最小的缽水母，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到，而最大的，直徑比一般飯桌還要大。

　　洪惠馨介紹說，在海洋浮游生物領域，很長一段時間并不重視對水母的研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多數國家不認為缽水母有什么用。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陸續發生水母蜇傷人、水母堵住航空母艦進水口等事件，人類才開始認真研究這種已經存在了5億多年的生物。

　　而說到洪老為什么“看上”缽水母，并將其作為畢生研究的課題，則是一個陰錯陽差的故事。

　　“準醫生”被水產學院截留，開始研究海洋生物

　　“我原本是要當醫生的。”洪惠馨老先生是廈門大學生物系1958年的畢業生，那一年，洪惠馨聽到自己的畢業分配去向——上海第一醫院。很快，學生理衛生的他和同班的一個女生坐火車到上海。女生被分到上海水產學院。

　　“我們先到水產學院，結果學校說，我們要兩個人，你們怎么才來一個人。”洪惠馨笑了，女生是有男朋友的人，結果學校以為他倆是一對兒，陰錯陽差把兩個人都留下了。

　　很快，洪惠馨便明白，為什么學校要兩個人——1958年年末，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海洋普查就拉開了序幕，急需水產方面的專業人才。“那時候還沒有國家海洋局，我們跟著部隊出海，穿著沒有軍銜的軍裝，在東海區干了一年半，基地在舟山。”

　　“那個年代，條件太艱難了，有些海域是國民黨控制的，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小。”洪惠馨說，他們當時的研究幾乎沒有基礎資料，到底我們國家有多少種魚，多少種蝦蟹貝類，完全是空白。

　　而缽水母其實并不是那次海洋普查的重點。純粹是出于“喜歡”，他留下了打撈上來的水母并做成標本，開始研究它們，陸續發表研究文章。年輕的洪惠馨愛好美術，常常自己對著顯微鏡，畫出水母的解剖圖。這些“無心插柳”之舉，使他成為國內最早研究缽水母的專家，后來，在上世紀70年代，國家要編寫《中國動物志》，馬上找他來牽頭寫缽水母。

　　一年好幾個月耗在海上，生活跟漁民差不多

　　在妻子王理琴看來，海洋生物研究者的生活跟“漁民”差不多，一年中丈夫不在家的時間有一半，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正值第一次全國海洋普查期間，洪惠馨回不了家，直到兒子8個月了，父子倆才見上第一面。

　　“她很不容易啊，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洪惠馨說，有時候出海回來，衣服上滿是寄生蟲和血，自己沒有空清理，都是妻子一件件洗凈、晾干，幫他放進箱子，等待下一次出海。

　　文革期間上海水產學院搬到廈門，變成廈門水產學院。洪惠馨隨著學校搬遷的100多人回到福建老家，從事海洋生物的教學，并繼續缽水母的研究工作。集美大學的林利民教授是洪惠馨在廈門的第一屆學生，后來成了洪惠馨的助手，他也是缽水母的研究者。明年，林利民即將退休，這讓洪惠馨常常對著一堆瓶瓶罐罐感嘆:以后這些東西不知道要傳給誰？

　　“我希望上帝讓我多活幾年，好讓我再研究下去。”快80歲的洪惠馨沒有休息，仍然走在求知的路上。

　　【成就】

　　他命名了“西沙無棱管水母”

　　傳奇不一定都是轟轟烈烈的。在集美大學水產學院綜合樓四樓的一間辦公室里，成百上千個貼著標簽的廣口瓶里藏著一個低調的傳奇——這里是全中國缽水母標本種類最多最齊全的地方。此前，洪惠馨教授從沒有對外刻意宣稱過這一點。這個“秘密”是我們在采訪中意外發現的。

　　近期，集美大學水產學院教授洪惠馨出版了《中國海域缽水母生物學及其與人類的關系》。它是我國首部全面、系統地介紹和論述中國海域缽水母生物學及其與人類關系的專著，被認為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說起缽水母，很多人也許“一頭霧水”，實際上，我們都吃過的海蜇，就是缽水母家族的成員之一。缽水母是一類極其古老而低等的動物，全世界約有200種，中國目前發現有45種，這45種在洪惠馨工作室里都能看到。

　　某種意義上，洪惠馨可以說是國內缽水母研究方面的“奠基者”。他曾受國家委托，與另外兩名研究者高尚武 、張士美合著《中國動物志》中無脊椎動物第二十七卷，第一次摸清了我國刺胞動物門水螅蟲綱、管水母亞綱和缽水母綱的“家底”。

　　上世紀70年代末，一種叫“西沙無棱管水母”的新種，由洪惠馨發現并命名，那是他當時在西沙群島開展魚類及海洋生物調查時，所取得的重大發現。

　　【側記】

　　能做研究“陋室”亦足

　　洪教授的家在中山公園附近，是一幢老別墅。從圍墻外面看，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宅大院”，而走進圍墻，才發現這幢別墅和“富麗堂皇”沒有什么關系:院子里隨意長著些花草，墻邊支起晾衣服的繩子；一樓廳堂不開燈就像是晚上，必須貓著腰走上一段逼仄的樓梯，才能到二樓的起居間。

　　在起居間，好些家具用品看起來也很有些年頭，洪惠馨的太太王理琴說，桌子上墊著的那塊玻璃，還是幾十年前從上海搬家時帶過來的。至于房子，是老一輩留下的家產，不能變賣，真要內部修整起來，費用方面又是個“無底洞”，于是，洪氏夫婦以“不變應萬變”，在老房子里住了幾十年。

　　據說曾有一位愛到知識分子家里做客的中央領導，來洪惠馨家時“委婉”地評價說，洪教授的屋子是其見過“最樸素”的。洪老自我解嘲說，哪是最樸素，就是破爛！

　　他說，我們這一代苦過來的人，對生活沒有更多要求，能夠做喜歡的研究，還有什么不滿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