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紀念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琴韻書香悠遠

遙望紅樓燈火

　　燕園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還未消融，暢春園墻邊的山桃就悄悄地開了。山桃花開得有點寂寞，它開在人們不知春來的季節。記得那天，心緒蒼茫，那是一位詩人離去的日子，一幫人在鳴鶴園那廂山崖尋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悵。連翹倒是多情，它用一片無邊的黃金海，慰藉我們的春愁。這一年3月的末梢，時間穿行在這座京城郊外的園林。

　　遙想當年紅樓的燈火笙歌，民主廣場的悲憤吶喊，此際卻是滿園春意闌珊，花明如晝，花飛如雨，不覺間，已是120年無聲無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叢中微笑，身上灑滿花朵般的陽光。李大釗先生依然坐擁俄文樓前一片綠蔭，時時有他永久的青春作伴。他的那些從沙灘紅樓搬過來的圖書，雖歷經戰亂，卻仍完好無損，大部分已收藏于貝公樓旁的檔案館。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綠色的幽暗的老臺燈下，翻閱過散發著百年墨香的《清議報》，紙黃頁脆，窸窸窣窣，令人懷想19世紀昏黃的夕陽。

　　這是如今的燕園北大。作為一所標志性的新型大學，北大與世界各國的名校相比，歷史并不算長。120年，按照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歷法計算是兩個甲子，總共只是120個春秋寒暑。要是我們撇開長短的議論，縱觀北大兩個甲子的歷程，卻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大概括和大總結。它濃縮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憂患、苦難以及追求，它記載著中國為擺脫無邊苦難而進行的抗爭。故此，北大迄今擁有的歷史，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經典縮寫——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跨越了3個世紀的“漫長”的史書。

　　1918年，北京大學第一院紅樓（沙灘紅樓）落成。現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本文圖片 光明日報

　　1925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派陳萬里協助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赴甘肅考古。圖為國學門同人為陳萬里送行時合影。

　　蔡元培手寫，聘魯迅為國學門委員會委員。

　　1940年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在大普吉鎮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前世今生的“胎記”

　　北大誕生于風雨飄搖的歲月。公元1898年，舊歷戊戌，是清光緒二十四年。這一年，中華大地有大事發生：光緒皇帝順應了維新的主張，下“明定國是”詔，宣布維新變法。在變法所頒詔書中，當年7月3日“詔立京師大學堂”的詔書格外引人注目。它預示了開科取士傳統的終結，從這里發出了建立中國現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革黜歷代實行的科舉制度，代之以當世通行的現代綜合性教育。此項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學為出發點，從根本上改變國家人才培養的舊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現代教育的建立。

　　建立京師大學堂不啻為當年一件驚天動地之舉。為了這所大學的誕生，當時的總理事務衙門起草了一份規格很高的文件：“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不可因陋就簡，有失首善體制”。我們不難從這些高級的措辭中看出當局對未來的這所大學的鄭重預期。但隨著變法失敗，維新變革的所有政令頃刻間都成了廢紙，京師大學堂的建校之議亦被擱置。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創立大學堂的擬議尚存，成為斧鉞縫隙間的一個“幸存者”。

　　那真是一個災難的年月：六君子棄市，康有為、梁啟超出走，年輕的皇帝被囚禁于瀛臺……那時中國的上空陰云密布，而無邊蒼茫中一星猶明，人們對事關人才培養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師大學堂的“項目”沒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肅殺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許這就是北京大學前世今生的“胎記”：北大生于憂患，歷盡滄桑，心系國運，不離不棄。北大不僅是如魯迅先生所說“常為新的”，而且始終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許國”，堅定且自強。

方生未死之間

　　北大誕生于歷史轉折的節點上，120年的校史前后跨越了3個世紀——19世紀的晚清、20世紀的民國，以及20世紀以來的今日中國。它經歷了列強侵略、國土淪喪、戰爭和動亂紛至沓來的年月。這不會是巧合，更像是宿命，北大誕生于中國的方生未死之間。當年，在周遭一派靜默中，中國的志士仁人探尋救亡圖存的道理，而新型大學的理念即是其中的重要“選項”。從古舊的思維和積習中走過來，早期的京師大學堂面對的是這樣尷尬的局面：它當初設置的所謂新科，仍是舊學堂搬來的詩、書、禮、易、春秋那一路數，學員稱“老爺”，可以隨帶仆役，不同程度的畢業生分別授貢生、舉人、進士頭銜等，總之，依然一派舊日模樣。

　　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在選派京師大學堂的主管方面倒是慎重的。清政府委派孫家鼐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時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是朝廷重臣。他于咸豐九年（1859）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及第。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都是當朝命官，1889年代理工部尚書，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書，11月被授予都察院左御史。光緒十七年（1891）先后又兼禮部尚書、工部尚書，迅即補為順天府尹。在短時間內屢官屢遷，屢遷屢升，充分說明他是能力與才情超強之士。更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有新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宗旨，集傳統經學堂與西學之優長于一身。

　　因為京師大學堂乃國中諸學堂之首，所以當局總是尋找學界的領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學大臣孫家鼐之后，繼任其位并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的是嚴復。要是說，作為朝廷命臣的孫家鼐是舊式官僚的話，嚴復可是非同一般的學界泰斗。嚴復是福建侯官人，國學修養弘厚，是個學貫中西、業通文理、習兼文武的奇才。早年應試福建船政學堂，以第一名被錄取。船政學堂四年中，嚴復學習了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三角、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現代科目。

　　船政學堂畢業之后，嚴復曾隨“威遠號”遠航新加坡、檳榔嶼，又曾乘“揚武號”巡航黃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嚴復受派赴英國普茲茅斯大學留學，又到格林尼次海軍學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學術滋養：高等數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以及槍炮營壘等各科知識。所以，我杜撰地稱他“習兼文武”并非無據。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學科方面的造詣也是國中翹楚，是他第一次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引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說，是他首提譯事的“信、達、雅”三原則。他當然是實至名歸的非常理想的校長人選。

為北大鑄魂

　　京師大學堂剛建校的時候，并沒有像如今盛行的這種大興土木蓋新房子，記不清是用了哪家皇親國戚的舊宅了。正式掛了北京大學的牌子后，像樣的也只有一座紅樓。今天看來，紅樓也是很普通的建筑。有資料說，當年印刷廠就設在紅樓底層，頗有一些“前店后廠”的味道。紅樓以外，其余各個院系（初期叫“門”，如國學門、哲學門），也都是“散居”于京城的各處。莊嚴的學堂被那些迂曲的胡同隱蔽著，讓那些老槐樹的濃蔭遮掩著，也都是深藏不露的。當日學員的穿著，一般還是長袍馬褂，后來有少許穿洋裝的，大體總是不修邊幅的名士派頭。這種風習一直延續著，從沙灘到海淀，基本若是。故民間有“清華富，北大窮”“燕京洋，北大土”的順口溜“傳世”。

　　蔡元培是當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長前已有非常豐富的閱歷。他早年遍讀經、史、小學諸書，儒學造詣深厚。他是前清的進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編修。戊戌變后，回鄉興辦新學，提倡民權。辛丑當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學，后任愛國女校校長，與章炳麟等創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1898年開始學習日文，1907年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美學和心理學，以41歲的年紀開始學習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職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已是中國學界和教育界的領袖人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面對的是彌漫在校園里的讀書做官的舊習。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諸生：“大學也者，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階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為北大蓋新房子，而是為北大立新精神。這就是魯迅覺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種新精神由如下當當響的16個字組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志》1934年第31卷第1號）。當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圍積習的榛莽之中，義無反顧地實行他的立校主張。馬寅初回憶說：

　　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絕不偏袒，更于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表其嚴正之主張（見《北京大學月刊》第1期）。故各派對于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摩擦，學風丕變，蔚成巨歡。

精神遺產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莊嚴宣告他的辦學理念：“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經蔡校長一番倡導，北大氣象一新，儼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鮮的生命水。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筆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這大手筆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綿延至今、蔚成風氣的大氣象。

　　在今日，紅樓早已為別家占用。現在北大所在的燕園，原是燕京大學校址，卻也是別人家的房子。現今燕園的新舊房子當然都不是蔡校長蓋的。蔡校長沒有為北大留下“房產”，他留下的是精神，是與世長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棲身何處，寬宏博大的北大精神總是綿延不絕地流淌著。這種精神在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靈深處奠定無形而不朽的基石，這是蔡元培先生為北大鑄造的千秋大廈，也是前人為今人留下無價的精神遺產。

　　1937年北平淪陷，北大南遷長沙，與清華、南開共同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長沙告急，又西遷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避難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總是奢想。而聯大師生卻是一路弦歌前進，千里跋涉，風餐露宿，依然書聲瑯瑯，歌吹遍野，浩氣干云。這真是“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艱難歲月，為挽救危亡，千余師生投筆從戎，遠征印緬。硝煙彌漫處，科學民主的旗幟依然飄展迎風，在遙遠的邊地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新樂章。起初是抗擊法西斯侵略者，后來是求自由、爭民主，聯大師生的身影始終躍動在艱難歲月勇猛行進的行列中。

維護學術尊嚴

　　一方面是笙歌弦誦，一方面是秉燭夜讀，充耳是，風聲雨聲讀書聲。居陋巷，簡衣食，聯大師生也從來沒忘了書窗外的風雨雷電，他們把天下事攬入胸懷。腥風血雨的歲月，李公樸倒下了，聞一多悲憤陳言：“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他的《最后的講演》驚天動地，他真的一去不回。他們的鮮血染紅昆明街頭，他們喚醒了更多的人。但即使是那樣慘烈的年代，戰爭在遠處進行，詩歌依然從容地在這里傳播、生長。記得當年，馮至從鄉下步行進城講課，數十里鄉間小道，行走間吟成一本精美的《十四行集》。其間有戰爭煙云，亦有人生哲理，展現了詩人的清雅情懷。悲憤之下，文雅的詩人難免發出《招魂》那樣憤激的詩句：“正義，快快地回來！自由，快快地回來！光明，快快地回來！”

　　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決戰，師生們穿上軍服，背起武器，與史迪威將軍一起深入印支半島的熱帶叢林，協同盟軍作戰。野人山受困，滇緬路急行軍，隊伍中就有年輕的聯大詩人穆旦和杜運燮。為了中國明天的航天事業，從聯大低矮的屋檐走出了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兩彈一星的元勛。這就是處變不驚、從容儒雅的北大人。

　　我常想，要是說蔡元培創造了一個追求思想自由與學術獨立的時代，那么，馬寅初就是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維護者和踐行者。1918年11月，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的講演，蔡元培的演講是《勞工神圣》，馬寅初的講演是《中國之希望在于勞動者》。可見在當年，蔡元培和馬寅初就已是心靈相通的“戰友”。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長，他以瀟灑涵容的姿態治理學校，延續和守護著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

　　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馬寅初面臨著一場更加艱險的挑戰。一席“新人口論”的忠言，遭到了有組織的圍攻。在批判馬寅初的口號聲中，三角地貼出了“我們不要這樣的校長”的大字報。馬寅初孤身應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黯然落幕的馬寅初時代，留下了令人唏噓的記憶。王瑤先生后來沉痛地告訴筆者，他為自己當年在要求罷免馬寅初的大字報上簽名而深深愧悔。

　　歲月如河，浸漫無際。有些人走遠了，有些人加入進來。一切都在繼續，一切都是莊嚴而沉重，明亮而美麗，創造，建設，堅持。有學者曾嚴詞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義”。在北大，其實并不斷然拒絕“利己”（當然不必“精致”），但總是把“利他”置于“利己”之前。言談之間，不覺兩個甲子就這樣過去了，“振興中華”的呼聲猶在耳畔。

　　（作者：謝冕，系北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