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如何形成？ 有個別基層組織人員充當保護傘

　　近期，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引發輿論關注。“村霸”到底有哪些典型特征？“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如何加以懲治和預防？半月談記者近日專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三局局長孫忠誠。

　　半月談記者：如何界定“村霸”？

　　孫忠誠：嚴格來說，“村霸”并不是一個正式的法律術語，而是對農村一些流氓惡勢力的通俗用語。嫌疑人屬于“村霸”范疇，在實際偵辦過程中可從其行為表現特征來判定。一是橫行鄉里，稱霸一方，嚴重干擾破壞村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二是無事生非、無理取鬧、打架斗毆、聚眾鬧事，危害農民群眾利益，群眾不敢惹、鄉村干部不敢管的；三是倚強凌弱、強拿強要、強買強賣，欺行霸市或坐地納貢、結伙哄搶的；四是有組織、有紀律、有固定成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擾亂和危害農村社會治安秩序，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五是對鄉村干部不滿，尋釁滋事、無理取鬧，或者依仗其家族、親屬勢力或利用其物質財富操縱農村基層組織選舉的；六是誣告陷害，利用熱點難點、矛盾糾紛煽動群眾，操縱鬧事，破壞農村安定團結的；七是受雇于人、充當打手，殘害無辜的，等等。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一般均可歸屬于“村霸”范疇。

　　另外，檢察機關在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違法犯罪工作中，還要特別注意依法懲治農村基層人員在涉農惠民補貼申領和發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征地拆遷補償、救災扶貧優撫、生態環境保護等過程中，利用職權恃強凌弱、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國家專項資金的職務犯罪，采取賄賂或暴力、威脅等手段操縱農村“兩委”換屆選舉，以及放縱、包庇“村霸”和宗族惡勢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收受賄賂、徇私舞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基層政治生態。

　　半月談記者：在農村治理中，宗族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區別對待其中的惡勢力？

　　孫忠誠：是的，宗族在農村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當前也有一些地方宗族勢力的發展出現扭曲，演變成為爭奪家族利益甚至一己私利而從事非法活動，侵害農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一股惡勢力。更有甚者，這股宗族惡勢力被不法分子利用，淪為侵蝕國家基層政權的工具。因此，為維護農民群眾合法權益，夯實黨的執政根基，確保農村和諧穩定，對于涉嫌違法犯罪的宗族惡勢力，必須毫不手軟，進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半月談記者：當下在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治理中面臨哪些困難？

　　孫忠誠：一是部分農村經濟發展落后，教育水平跟不上，產業發展不足，許多適齡青年無書可讀、無業可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渾水。此類人員存量較多，且處于無業游民和成為“村霸”的邊緣。二是存在個別基層組織人員為“村霸”充當保護“保護傘”的行為。“村霸”肆無忌憚，橫行鄉里，稱霸一方，很多時候是因為“上頭有人”。三是一些地方基層“兩委”班子選舉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票、賄選，或為當選“兩委”而拉攏成氣候的“村霸”、宗族勢力，從而淪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四是有些基層組織弱化，作為民間糾紛第一道防線的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等面對矛盾糾紛不愿管、不敢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觀念淡薄，面對不法侵害多數選擇忍氣吞聲，助長了“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囂張氣焰，同時也造成執法、司法部門無從了解相關犯罪行徑，無從查辦和治理。

　　半月談記者：如何建立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的長效機制？

　　孫忠誠：一是要加強檢察、紀檢監察、公安、社會綜治的協作配合力度，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手軟，尤其要突出打擊為其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二是要發揮檢察職能，配合紀檢監察、組織人事部門和換屆選舉機構共同維護好“兩委”換屆工作秩序，積極有效預防各類干擾、操縱和破壞換屆選舉的職務犯罪，杜絕“村霸”和宗族惡勢力操縱選舉。三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健全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民兵等組織，壯大農村社會治安力量。四是加大宣傳，及時曝光查辦的典型案例，向群眾展示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成效。同時，深入開展普法教育，增強農民群眾法制觀念，促進其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來維權。(半月談記者 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