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都市病向小城市蔓延：環境污染、交通擁堵

　　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質量的高低，關乎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和可持續發展。圍繞“小城市病”的相關問題，半月談記者深入湖南、廣西、江蘇、江西、浙江等地展開深入調研。

“小城市病”三大表征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把握發展規律，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揮這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有效化解各種“城市病”。這里所說的“城市病”，既包括大城市也包括小城市。小城市面臨的問題，既有大城市的通病，諸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也有小城市所特有的文化生活貧乏、產業空心化等，一些小城市甚至“病”得很重。

表征一：產業經濟增長乏力

　　“產業發展不起來，就業機會不多，再怎么做工作有些人也不愿意來。”廣西百色市住建委有關負責人說，與東部地區相比，“老少邊窮”的百色在財力、基礎條件、發展能力等方面都有較大差距，工業化對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的支撐能力相對較弱。記者采訪發現，一些中小城市缺乏像樣的產業，輻射和帶動能力不足，服務業不發達，能夠為進城人員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

　　在記者調查的一個縣城，沒有幾家像樣的企業，幾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一度很火，但隨著房價的下跌，公司的經營狀況一落千丈。大片的樓房，少有人入住。當地居民表示，曾經有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想回來創業，但是當地的基礎和配套根本沒法保障企業的正常運轉。現在當地有點閑錢的人，都是到附近的大城市買房置業。

　　住建部總經濟師趙暉表示，產業是最根本的發展動力。各地示范鎮、中心鎮建設的實踐表明，凡是有產業支撐的都發展得較好，沒有產業支撐的最終成了“空心鎮”。

　　專家表示，產業經濟發展乏力，就業機會不多，還會導致原有人口的外流加劇。人才類型的單一與高比例的人口外流，又反過來會給本地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造成影響。

　　湖南省社科院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童中賢告訴記者，小城市的產業發展不能大而全，關鍵要有特色，但不少小城市產業發展缺乏特色，有的高度依賴自然資源，一旦資源枯竭，就會出現經濟活力不足的情況。

　　湖南省寧鄉縣煤炭壩鎮，曾被譽為“湘中煤都”。在煤炭市場紅火時，每天拉煤的貨車從礦區外一直排到集鎮道路上，由此帶來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商業興旺。“以前的煤炭壩鎮生活著5萬多人，儼然就像一個小縣城，甚至比很多縣城還要繁華。大型煤礦自己有招待所、俱樂部、子弟學校、醫院和車隊，鎮上的電影院等休閑娛樂場檔次都不低。”煤炭壩鎮黨委書記王春林告訴記者。

　　近年來，隨著煤炭價格走低和當地煤炭資源接近枯竭，在產業政策和生態環境的雙重倒逼下，當地煤企紛紛關停退出，在新興替代產業沒有發展起來的情況下，因煤而興的煤炭壩鎮開始因煤而困。

表征二：公共服務配套不足

　　記者走訪了解到，雖然目前各地都在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助推城鄉一體化，但不少小城市公共設施配套仍然相對滯后。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能力建設相對不足，出現“軟硬不均衡”問題。

　　記者在湖南一些縣市采訪發現，一些小城市、小城鎮的師資和生源外流嚴重。一些小城鎮教育“空心化”問題突出。“家庭條件稍好點的，都把孩子送到周邊大城市去了。”湖南中部某縣一位超市老板告訴記者，當地的縣城中學，本來軟硬件條件就很有限，近年來有經驗的老師在不斷流失。

　　在一些小城市，企業的規則意識仍有待提高。一些用人單位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的意識較為淡薄，企業不按時或不為員工參保的情況較多。廣西南部某縣社會保險事業局負責人說，2015年對縣城17家企業進行實地稽核，并深入到6家企業督促企業按時繳納社會保險費。截至2016年5月，當地尚有兩家企業對稽核的情況未整改，共欠繳社會保險費650萬余元。

　　在醫療衛生方面，小城市和小城鎮普遍存在醫療衛生機構布局不合理，優質醫療資源短缺等狀況。一個縣級市的負責人說，該市每千人口中，擁有床位不足5張，擁有衛生技術人員不足3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不到1.97人，擁有注冊護士不到2.44人。

　　童中賢認為，就小城市來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目前還只能保基本，兜底線，“與大中城市相比，很多小城市的公共服務根本談不上優質，可供選擇的余地很小。”

　　文化娛樂設施短缺也是不少小城市居民抱怨的事情。“就文化資源來說，大中城市處于金字塔的中高端，越是小城市，文化資源和供給越少。”童中賢說，絕大多數小城市，缺乏有文化品位與文化氛圍的空間設施，“有格調的咖啡館、酒吧、書店這些現代都市生活必備的空間往往不多，更不用說美術館、博物館、畫廊和藝術沙龍了。”

表征三：大都市病向小城市蔓延

　　記者調查發現，大都市病的小城市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在我生活的縣城，空氣污染嚴重，天空經常是灰蒙蒙的，粉塵也多。”28歲的林琴是一名縣級市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她告訴記者，當地網友經常在網上“吐槽”空氣質量差，政府也想了很多辦法，做了不少事，但收效甚微。

　　采訪中一位副縣長告訴記者，一些市縣在發展過程中，引進的工業項目大多選址在縣城周邊，“從企業的角度講，這樣的布局對企業發展是有利的，但是一旦發生工業污染，對城市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大。”

　　在小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難度和挑戰也不小。一些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只有那些經濟發達、財力雄厚的市縣，能夠做到污水處理設施覆蓋到小城鎮。而在一些小城鎮，根本就沒有污水處理設施，生活生產的污水只能直排自然水體。

　　“還有一些小城鎮，雖遠離縣城，但人口集中，商業發達，垃圾清運是老大難問題。運往縣城，路程太遠，成本太高，只能簡單填埋、低溫焚燒，通過這些粗放的方式就地處理，對土壤、大氣和水體都會造成污染。”城市規劃專家戴海蓉說。

　　除了環境污染外，不少小城市還出現了交通擁堵的情況。“交通擁堵已經不再是大城市的專利，現在小城市私家車越來越多，一些縣城的道路越來越堵。”湖南醴陵市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在小城市有些人根本沒有文明駕駛的習慣，車輛隨意停放、變道、加塞、亂鳴笛。“車多路窄，一些路口也沒有交通信號設施，駕駛員又各不相讓，一堵就堵死。”

　　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說，“小城市病”在每個地方的表現未必相同，這就需要各方開出更有針對性的“藥方”，拿出切實可行的舉措，才能真正讓這些小城市的病癥不斷減輕，推動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半月談記者 劉良恒 覃星星 楊紹功 趙剛)

為“小城市病”會診

　　“小城市病”病根何在？如何根治？本刊邀請專家學者、小城市居民等一起，問診“小城市病”。

主持人：“小城市病”的蔓延，會不會讓這類小城鎮逐漸被邊緣化？

　　胡小武(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我認為，這類小城鎮的問題體現為一種“庸墮化”現象，即文化生活庸俗化、社會交往“強關系化”、經濟增長模式僵化。“小城市病”的進一步蔓延，必然會讓這類小城鎮不斷被邊緣化。

　　童中賢(湖南省社科院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現在人們對小城鎮的關注比以前更多了，投入的力度也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有些小城鎮的歷史欠賬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彌補的。一些小城鎮缺乏集聚要素的能力，慢慢就會空心化、邊緣化。

主持人：說到“病因”，留不住人才是不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胡小武：說到底是人的問題。這類小城鎮的產業發展不起來，文化生活環境不佳，就難以吸引高層次人才。而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資源與高層次知識人才缺失，又導致小城鎮文化積累不足，這也必將導致小城市的創新創意能力不強，城市綜合競爭力弱。

　　黃冬(江西金農米業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監)：我們的公司在縣城，對我們公司來說，最頭疼的就是人才問題。公司有150多人，30%是大專以上學歷，食品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有二三十個，在當地算是高學歷人才較為集中的公司。為了公司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也想招聘更加專業的高級人才，我們曾經招聘過3個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工作不到一年都辭職去了大城市發展。他們辭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所在縣城公共文化和體育設施欠缺，周末沒一個像樣的地方可去。

主持人：有一種說法，在小城鎮更要拼關系。這會讓很多無關系無門路的年輕人缺少發展機會。

　　胡小武：有不少年輕人回到小城鎮感覺各種不適應，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發現在小城鎮做事情比大城市更要“拼爹”、拼關系。熟人社會在小城鎮的社會交往中更容易表現為一種“強關系化”趨勢，這類“拼”就是“強關系化”的結果。

　　小城鎮由于經濟、文化資源都非常有限，產業結構也相對單一，圈子相對較小。為了謀得一份好工作，為了辦事方便，人們往往會不斷尋求各種可以利用的關系，發掘身邊人的關系網。

　　郝春成(江蘇省溧陽市市民)：生活在小城鎮，我也認同小城鎮更講求人情關系的說法。比如聚會，不管是什么類型的聚會，用的都是好煙好酒。為什么非得上好煙好酒？原因之一就是要維持好各種關系。小城鎮的人更愛面子，各種關系說不好哪天就能用得上。平時不去維護，哪能行呢？

　　胡小武：“強關系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源稀缺。如果沒有很好的引導和規范，依賴關系進行資源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會讓一些無關系無門路的人無法獲得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創新創業就很難開展。

主持人：現在一些中小城市比較注重引進人才，說明他們已經關注到人才對于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胡小武：要留得住人才就必須想辦法把小城鎮的機會“蛋糕”做大，把規則意識強化，讓更多人可以自由、公平地在小城鎮站穩腳跟、生活下去。這就要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解決好小城鎮的產業發展問題，同時還要解決公共治理的公平問題。

　　系統地引入與當地產業發展相關的高等級教育機構也是必要的。比如，江蘇省靖江市引入常州大學懷德學院，建成長江北岸的江蘇第一家縣級市里的大學，8000多名師生為當地帶來化工、金屬材料、機械制造等專業的人才。更直觀的效果還包括學校還沒開學，周邊的小商鋪、餐廳甚至咖啡館都已經聚集起來，使當地服務業蓬勃發展。

　　進一步講，一些小城鎮的發展路徑應從招商引資轉變為招才引智，從向大企業招商到向大學招才，這是完善小城鎮人才構成的一個重要舉措。

主持人：小城鎮的發展怎樣才能避免“大城市病”？如何走特色化集約化之路？

　　胡小武：小城鎮在城市規模、綜合競爭力、城市要素資源等方面都大大弱于大城市，因而小城鎮要保持競爭力，就需要在精準定位基礎上走特色化發展道路。沒有特色的城市就沒有競爭力，特色是城市賴以發展壯大的根基，而特色需要從城市的存量上去挖掘。

　　官錫強(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在小城鎮建設中，我們應控制城區的用地規模，不應一味追求大而搞“圈地”；更不能“建設一片荒一片”。要本著“控制總量、盤活存量、提高質量”的宗旨，合理布局、緊湊發展、連片建設，節約用地。

　　童中賢：發展小城鎮，絕對不能搞“全能化”。如果抱著“缺什么補什么”的觀念，一味貪大求全，將有限的資源“撒胡椒面”，這就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必須研究要素流動規律、把握城市發展趨勢，將寶貴的資源向有潛力的地方傾斜，優先發展這些地方，避免政績沖動。

主持人：小城鎮的發展離不開大城市的帶動和支持，離不開與大城市的交流和互動。如何看待小城鎮與大城市之間的關系？

　　胡小武：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應從搬遷移植轉變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鎮都希望把大城市的項目和資源直接移植到本地，但成功的并不多。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對接大城市產學研的高端資源，不強求生產中心、研發中心，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帶來的帶動效應，或許能減少搬遷移植的成本與風險。

　　要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希望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能夠根據需求和特點，把部分產學研的相關節點和終端盡可能地放在小城鎮，通過與大城市的頻繁互動和交流，帶動小城鎮合理分工布局。

　　官錫強：要大力促進城市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引導優質公共資源向中小城鎮，特別是邊遠地區的中小城鎮流動，走更加均衡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要進一步改變按照行政等級配置公共資源的管理體制，進一步下放財政和土地等管理權限，改變低位次城市資源被高位次城市截留的狀況，將更多公共資源用于支持中小城鎮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把適宜在中小城鎮布局的項目或一些相關經濟社會活動盡可能向中小城鎮布局，為中小城鎮發展創造更多機會。

　　其實小城鎮與大城市在區域發展中，承擔了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關鍵是要各盡所能，融合共生。(記錄整理：楊紹功 劉良恒 覃星星 余賢紅； 主持人：姜磊)

走，去看看特色小城鎮

　　以人為本，根據自然稟賦、產業基礎，建設并發展適合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而又各具特色的小城鎮，既是國家戰略所倡導的，也是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江西、浙江、湖南等地特色小城鎮的建設，給我們帶來啟迪。

綠色發展“摘窮帽”

　　今年52歲的梅林山是江西安遠縣三百山鎮符山村村民，一家四口承包了十多畝山地。去年以前，梅林山夫婦每年三四月份都會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在山里砍伐木頭，以便種植木耳和香菇。

　　“早上七八點出門，帶上干糧和蘿卜干咸菜，步行二十多里，在山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梅林山說，這種方式既勞累收入也不高，一年到頭最多掙幾萬塊錢。當然，也不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

　　梅林山所在的安遠縣三百山屬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南方重點林區。去年以來，安遠縣制定并實行“三禁、三停、三轉”措施，即對森林資源實行禁伐、對相關河道實行禁漁、對礦產資源及河道沙石實行禁采；對污染項目停批、對污染企業關停、對污染行為叫停；對遭病害損毀的果園轉產、對資源消耗型企業轉型、對粗放型生產方式轉變。

　　安遠縣環保局局長葉祿林說，去年11月，廣東東莞一家礦產投資開發集團公司有意在安遠投資硫鐵礦開發項目，承諾一期投資8億元，項目投產后年稅收3000萬元。考慮到礦產開發會對環境產生破壞，縣委縣政府最終放棄該項目。

　　據介紹，目前安遠縣森林覆蓋率達84.3%，比江西全省平均水平高20%；測定水質出境優良率達100%，城區空氣質量常年在二級以上，鄉村的空氣質量更高。

　　既下決心大力保護環境，又得讓百姓致富。禁伐之后，在政府引導下，梅林山與同村其他5位村民在三百山腳下共同種植了70多畝葡萄。

　　“去年10月2日，我們葡萄園一天就迎來了約兩百位游客，當天就掙了4萬元。”梅林山高興地說，去年葡萄試掛果已經掙了40多萬元，今年果園收入預計可達140萬元。

　　據了解，目前以三百山為龍頭的生態旅游產業發展勢頭良好，鄉村休閑游、溫泉養生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品果采摘、休閑垂釣等生態休閑旅游經營者達到200多家，2015年旅游年接待量新增30多萬人次。

　　專家表示，綠色發展是中央確立的重大發展理念之一，山區小城鎮的發展圍繞綠色做文章，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策。

大數據創業的“云先鋒”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的小城鎮在特色產業上著力，以創新促發展，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的特色小鎮建設。

　　“云棲竹徑”，一個充滿詩意的所在，乃浙江杭州西湖新十景之一，位于五云山云棲塢里。在它的旁邊，一個名叫云棲小鎮的地方，是中國首個云計算產業生態小鎮。

　　一根探針在果蔬、玩具等表面探測5秒，就能檢測出是否存在有毒物質；現鈔智能管理系統，在點鈔瞬間能夠顯示每一張鈔票之前的流通渠道……這些聽起來很神奇的技術，都是由入駐云棲小鎮的企業開發的。

　　據介紹，云棲小鎮堅持“政府主導、名企引領、創業者為主體”的創新模式，以阿里云計算為科技核心，集聚在“云”上創業創新的企業，加快打造云生態，發展智能硬件產業，建設中國創業創新第一鎮。

　　云棲小鎮2015年交出了一份漂亮成績單：實現涉云產值近30億元，完成財政總收入2.1億元，累計引進企業328家，其中涉云企業達到255家，產業已經覆蓋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金融、移動互聯網等各個領域。

　　過去大家談創新，會提及美國的硅谷、北京的中關村，談智能硬件會說深圳的華強北，而杭州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業內人士表示，這里有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有阿里巴巴以及聚集起來的互聯網創業企業，有阿里云客戶，有臺州的模具、寧波邊上的小家電等，把這些資源聚集起來，富士康可以利用“云”來輸出先進制造能力，阿里巴巴可以輸出各種維度的數據，阿里云可以提供云基礎設施等。

　　在服務方面，政府也進行了大力創新。在云棲小鎮，可提供代辦一站式服務，企業入駐園區、辦理各種手續不需要自己跑腿，有專門面向涉云產業的創業引導資金，金融服務、中介服務也在不斷完善。

　　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鎮聯席會議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翁建榮介紹說，截至目前，浙江已經公布了兩批79個特色小鎮省級創建對象，51個省級特色小鎮培育對象。特色小鎮運作機制就是“破舊去僵”，做到“活而新”。不搞審批制，政策上實施期權激勵制和追懲制、“寬進嚴定”的創建制。今后將更加注重打造特色，加快高端要素向特色小鎮集聚，形成特色小鎮市場化運作機制。

古鎮留鄉愁

　　專家表示，形成特色不一定非要完全改變現狀，有時將傳統和現代更加充分地融合就會產生特色的效應。

　　35公里長的湘江長沙望城區段兩岸，星羅棋布地分布著一些各具特色的古鎮。從新康戲鄉、靖港古鎮，到銅官陶城、喬口魚都，再到書堂山小鎮，“一鎮一特色，一鄉一繁華”。

　　熟悉當地的人都知道，之前這些小鎮，盡管歷史悠久，底蘊深厚，但隨著湘江水運的日漸式微，這些湘江邊上曾經的繁華小鎮，無一例外都有過重生的經歷。

　　“我剛到靖港古鎮工作時，那里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產業基礎薄弱，老百姓都跑到長沙城里打工了，很多老房子年久失修，破的破，塌的塌。”一位曾在當地工作的干部說。

　　2011年5月望城撤縣變區，迎來新一輪歷史發展機遇。撤縣改區以后的路應該怎么走？是按傳統思路，做大城區，搞房地產開發？還是實行別的辦法？

　　曾在望城擔任區委書記的譚小平告訴記者，當年望城黨政班子研究后認為，如果按“攤大餅”式發展，既難以避免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也會加重農村凋敝等問題。望城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重點發展“三小”——小城市、小城鎮、小村莊，讓城市少一些“城市病”，讓農村少一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讓多數農民不離鄉土就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

　　2008年，望城曾做出決策，讓靖港擔當湘江古鎮群首個“吃螃蟹者”，實施保護性開發建設。資金從哪里來？這是開發靖港古鎮碰到的頭號難題。譚小平回憶說：“當時縣里整合了農口、交通、文化等各渠道的資金，先期投入了600萬元，然后爭取到了長沙市的開發扶持資金，再投入到古建筑修繕和基礎配套設施。發展稍有起色，社會資金就來了。”

　　作為樣板工程，靖港古鎮重生以后，其他鄉鎮追趕的勁頭十足。幾年時間內，望城區域內的湘江古鎮群落已見雛形，基礎設施大大改善，人氣越來越旺，旅游、商貿、文化等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

　　近年來，湘江古鎮群的品牌效應持續放大。僅2015年，這些各具特色的小鎮接待游客超過500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將近30億元。湘江古鎮群，已成為長沙推進城鄉一體化、打造湘江旅游帶的最大亮點。(半月談記者 余賢紅 王俊祿 劉良恒)

德國小城有魅力

　　德國位于歐洲中部，擁有8000萬人口，屬歐洲人口較稠密國家。德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起步較早，目前城鎮化已步入成熟的高級發展階段——以中小城鎮為主的高度城鎮化階段。

城市雖小 “五臟俱全”

　　德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柏林、慕尼黑、漢堡、法蘭克福4座城市，人口數量在2萬至10萬之間的城市在德國被稱為“中型城市”，5000人至2萬人的則被稱為“小型城市”。如今，德國超過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居住在不足2萬人的小城市和城鎮中的居民比例，超過人口總數的40%。作為區域重要的經濟和就業中心，德國中小城鎮是影響德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也顯示出德國的城鎮化以中小城鎮為主的特點。

　　德國的中小城鎮發展，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制體系、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及布局均衡的工業結構。根據德國聯邦憲法相關條款規定，德國應追求區域的平衡發展和共同富裕。除此之外，德國聯邦政府也注重以財政和金融方式支持落后地區的發展。

　　在德國不難發現，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各類城市的公共服務和設施基本齊全，交通四通八達，城市之間往來便捷，超過20%的德國人選擇駕車前往其他城市上班。

　　在普通市民看來，中小城鎮擁有不少大城市無可比擬的獨特優勢。生活在中小城鎮，可享受到良好的鄰里關系、舒適的生活環境，以及更好的自然環境。由于生活所需的商店、娛樂設施以及政府機構等都不遠，因此中小城鎮的生活更為便利。與此同時，中小城鎮良好的基礎設施為招商引資創造了條件，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雖然擁有比較發達的重工業，德國卻沒有所謂的超級大城市。相反，中小城鎮提供了超過半數的工作崗位。如德國汽車品牌奧迪總部坐落在巴伐利亞的小城英戈爾斯塔特，印刷媒體業首屈一指的海德堡印刷公司位于海德堡古城，西門子醫療器械公司位于紐倫堡附近的厄爾蘭根，庫卡機器人有限公司位于小城奧格斯堡。這些企業的發展給本地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效分擔了大城市的人口壓力。

　　愛丁堡大學社會學教授布施曼·舒爾茨指出，德國城市發展的理念既考慮到市場競爭的原則，也顧及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城市發展以中心城市為依托，建構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合理體系，由此避免了城市病，實現了城市與自然的相互融合。”

“守舊”與“發展”并存

　　德國小城鎮普遍具有古城風貌，而且風景如畫，很多城市以其傳統的城鎮布局、精美的城市建筑、豐厚的歷史文化聞名于世。如位于巴伐利亞州西北部弗蘭肯地區的羅騰堡，是德國所有城市中保存中古世紀古城風貌最完整的地區，被譽為“中古世紀之寶”。一走進羅騰堡，便可感受到這座古城的歷史風韻，這里常常游人如織。

　　在城市規劃、土地運用、房屋建設以及城市再發展過程中，德國的建設法典對歷史建筑、歷史街區的保護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建設過程中，德國各地都會把對歷史文化和老街小巷的保護和修復，作為重點工作來抓。

　　在德國政府看來，老城是歷史的見證者，集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于一體，融匯多樣性，老城既具有城市空間的美感，也能帶來較高的舒適度。為了更好資助這些老城的維修和保護工作，德國政府推出了“城市建筑文物保護”項目。自1991年起，共有近300座城市獲得過該項目的資助。

　　德國政府對老城區的保護，還推動了中小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旅游業對中小型城市在解決就業和居民收入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小城市而言，發展旅游業所帶來的就業和培訓機會，吸引了大量年輕人留在當地發展。坐落于內卡河畔的德國小城海德堡，原來是歐洲重要的印刷、輕工、食品、包裝機械基地，經過多年的產業轉型后，如今已發展成一座以科研、文化以及旅游著稱的城市。

　　德國環保、能源與核安全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表示，如何規劃和發展城市，對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城鎮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在德國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在聯邦政府的大力倡導下，聯邦、州和地方層面絕大部分規劃和城市發展政策，都明確將環境問題作為關注焦點。20世紀末，推動可持續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擁有6.7萬市民的巴伐利亞州小城肯普滕市，因其全面、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管理及其一貫的預算平衡，2015年獲得了德國“最可持續發展中型城市”稱號。肯普滕市可持續發展政策主要根據2009年以來執行的“戰略目標2020年”綱領。其核心是創新公眾參與程序，并吸引從業者和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強大的區域網絡以及與地方經濟的眾多合作，也加強了該市的可持續發展，如強化企業服務和有針對性地扶持創業等。

　　在工作保障和創造就業方面，肯普滕市為各年齡段和社會各階層市民提供了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培訓。此外，長期失業者可獲得“節能助手”的培訓，幫助低收入家庭節能省錢。在環境保護方面，肯普滕市遵循著一套嚴格的能源和氣候政策，如市政車輛的排放量不得超過每公里130克二氧化碳，這大大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多舉措應對城市“萎縮”

　　當今，德國一些偏遠中小城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困難，其中最嚴峻的是城市的“萎縮”，可依據6個指標判斷：人口增長、凈移民、崗位發展、失業率、實際納稅力和購買力。這就是說，當一座城市出現人口大幅減少，失業率上升，凈移民、就業率、實際納稅力和購買力下降時，那么它就處于“萎縮”中。此外，城市越小、地理位置越偏遠，往往越可能“萎縮”。目前，德國一些住在偏遠中小城市的居民已經能感受到城市“萎縮”的影響。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德國政府推出了多個扶持項目。除了經典的“城市轉型發展的措施”項目外，德國中小城市也十分看重“活躍城市和地區中心”“城市建筑文物保護”等項目，以及2010年推出的“小城鎮——當地的合作與網絡”項目等。通過這些項目，一些中小城市可獲得一定的資金資助。如通過“小城鎮——當地的合作與網絡”項目，聯邦財政援助可幫助人口稀少的中小城鎮發展城市基礎設施等。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部長格爾德·米勒認為，德國城市發展政策，最為關鍵的是要調動所有主體的積極性，并啟動引領城市走上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的進程，讓城市發展成為對所有居民都具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空間。(半月談駐柏林記者 馮玉婧)(專題策劃\編輯：姜磊 何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