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中共歷史犯三次左傾錯誤原因 國人付出慘重代價

　　在革命時期，我們的黨曾經犯過三次“左”傾錯誤，這對學過黨史的人都是常識。但是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問題：這三次“左”傾，為什么當一次“左”傾糾正以后，接下來又是一次“左”傾，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這是什么原因？

金沖及。

　　演講者：金沖及

演講主題：中國近代史的幾個根本問題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

主辦單位：中國社科院等

　　著名歷史學家講述中國近代史的幾大根本問題

　　在新中國已經成立以后，再搬用以往那種革命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三次“左”傾錯誤，需要跟整個探索過程聯系起來才能理解

　　從1840年到1949年，中間一共109年，講一個約數，可以說是100年。這個100年對中華民族來講，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是我們中國從極度衰敗、備受各種屈辱以至于瀕臨滅亡的邊緣，到能夠重新挺身站立起來并開始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這樣一個變化，可以說是幾代中國人前赴后繼、頑強斗爭的結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換來的。對這一段歷史，我準備講三個問題，也就是中國近代歷史里三個根本性的問題，分別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近代革命和改革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民族復興

甲午戰爭之前，許多人還沒認識到中國已經衰落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貫穿整個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非常突出、響亮的口號。遠一點的漢唐盛世不說，就講近一點的康雍乾時代，中國在很多方面仍站在世界的前列。盡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時候我們已經暴露出一個很重要的弱點，就是中國社會內部缺少能夠使得社會迅速發展的一種內在機制。所以到19世紀，中國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就開始喪失完全獨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還需要說明，盡管中國社會已發生那樣一個變化，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夠清醒地看到這一點。說起來很奇怪，鴉片戰爭簽訂了那樣屈辱的《南京條約》，中國人怎么還沒有能夠很好地覺醒呢？我們可以看一下當時在中國可以說是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一、能夠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那些知識分子中很重要的人物——魏源的情況。他寫了一部很有名的書，叫《海國圖志》，介紹世界各國的情況。他在《海國圖志》的序言里面，講到這次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帶來很大的恥辱，但他并不認為中國從此進入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魏源講，你看準噶爾當年曾經那么猖狂，但這個叛亂最后不是也被削平了嗎？因此只要我們能夠了解世界的情況，采取三個辦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把外國的堅船利炮這套辦法學過來，我們就能夠制住他。

　　在這以后，又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后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對中國人來講，更是一次奇恥大辱。但是很奇怪，那時候許多人并沒有覺得中國已經處于危亡的邊緣。相反，因為在英法聯軍之役結束以后，他們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國。地主階級士大夫們認為，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甚至超過他們預期的補償。再加上那時曾國藩、李鴻章他們推行的洋務運動，搞了一些工業，訓練了一些新軍，這些在當時確實也起過一些積極作用，在人們心里造成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感覺到中國有辦法了。所以那個時候，沒有人說中國已經衰敗，相反都說這是中興。

　　再往后，又發生中法戰爭。中法戰爭中，中國又失敗了，但很多人認為，這次戰爭中國人打得并不差，鎮南關，就是現在中越邊界的友誼關這一仗后，中國軍隊一直打到諒山，問題就是李鴻章賣國，最后簽訂了那么屈辱的條約，所以還沒有清醒過來。甚至到1894年，也就是說甲午中日戰爭前夜，許多人還處于盲目自大中。鄭觀應曾寫了一本書——《盛世危言》，這本書影響非常大。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候就讀過這本《盛世危言》，并且是借了這本書來讀的。那個時候鄭觀應主張改革，認為今天應該要說幾句危言聳聽的話讓大家驚醒。但是他還不敢說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衰世，還講我是在盛世發幾句危言。可見，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夜，一般人對中國面對的嚴重的民族危機認識還是很不足的。這也不足為怪，因為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農業經濟總是春夏秋冬周而復始，這樣一個環境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根深蒂固，覺得世上的一切都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化，都不過是在那里循環不已。

我們近代歷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國

　　甲午戰爭就不一樣了。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把自己的領土臺灣省割給了日本，最初還把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賠款2萬萬兩白銀。以后因為要收回遼東半島，又加了3000萬兩白銀。還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這件事情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這空前的亡國條約，真是把中國人從睡夢中喚醒了。

　　我們非常熟悉的許多口號都是那時提出來的，如“振興中華”，就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提出來的。再如“救亡”這個口號，是嚴復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決論》里提出來的。這兩個口號從他們喊出來以后，可以說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我們近代歷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國。那時候有一份《中外日報》上講：我們在洋務運動時期還講什么自強、求富，現在別再講那些門面話了，倒不如直截了當地講救亡。

　　事情并不是到這里為止。又過了兩年多，德國強占膠州灣，然后沙俄強行租借旅順、大連，英國強行租借威海衛、香港九龍的新界。不久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運動起來以后，發生了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事。他們占領中國的首都北京整整一年之久，把首都劃分成幾個區。南邊，和現在的宣武區、崇文區地界差不多。北邊，除東城區、西城區以外，從故宮往北又劃成一個區，由各國分別占領，中國老百姓要掛他們的國旗，他們還在北京附近到處燒殺搶掠，北京被外國人占領了整整一年！

　　中國曾經有過那樣燦爛的過去，到這個時候，卻淪落到將要被瓜分的悲慘境地。兩者之間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所以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嚴復喊出“救亡”的口號以后，會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喊出了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最大威脅。從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到1931年發動制造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的東北，再到以后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一直到盧溝橋事變，一步緊接著一步發生。1935年的時候，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后，中華民族第一次戰勝了外來侵略者。戰后，國民黨要打內戰，美國又要來控制中國。又經過三年的解放戰爭，終于成立了新中國。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并不是說到新中國成立就完成了。十六大報告里邊多處提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望未來的目標是：我們在20年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50年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主題，正是我們中國100多年來以及今后多少年為之奮斗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