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要為張恨水貼標簽,很多人會認為是“鴛鴦蝴蝶派”,對他的言情小說印象深刻。可是在長女張明明(右圖,中)眼中,父親是一位愛國、愛家,對民族具有深厚情感的文人。她對父親的感情,既有父女間溫暖的回憶,也有對一代文學大師的崇敬。
快人快語、待人和善真誠,畫家張明明波瀾不驚的眼神中,有著大家閨秀的獨特氣場。借她來廈門舉辦《龍在天涯》書畫展的機會,導報記者得以和她一起回憶張恨水先生,以及她在海外對兩岸問題觀察的獨特視角。
關于張恨水
“父親最大的風格就是民族性”
導報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受父親影響深嗎?
張明明(以下簡稱“張”):我受父親影響很深。他說過,寫作一定要用良心,他最大的風格就是有民族性。他的寫作風格不斷改變,但他永遠都在堅持民族性,他是第一個寫抗日小說的人。他經常教育我們,你們的東西一定要表現民族,而不是表現自己,一定要代表民族、代表人民的感覺。
記:他對底層人民的生活非常關注。
張:他有一顆民族心,國家怎樣,他的作品就是怎樣。可以說,他是為了國家毀家紓難。他的稿費在中國文學史上算是很高的,他用這些稿費,去幫助很多人。
他曾經資助我堂弟辦華北美術學校,后來又到南京辦了《人報》,又叫《伙計報》,意為大家同心抗日。他不但不拿工資,還去外邊寫稿賺錢支持報社,自己卻三年都沒做新衣服。這張報紙一直辦到日本鬼子進南京前三天才關門。那天,他上班正好遇到日本飛機來轟炸,他滾到田埂躲藏,才保住了一條命。
他辦報,就是要用報紙喚醒大家,不做亡國奴。南京待不下去后,我們全家遷到四川去。我們在四川住了三間茅草房,一下雨就到處漏水,父親就給房子取名叫“待漏齋”,也叫“北望齋”,就是希望收回失落的家園。
記:那時候先生的作品風格肯定又變了。
張:他那時候的《三窗小品》,就是用清淡至極的散文,談書桌、談養花、談他的馬褂,寫得很好。他那時寫作的一張小小的書桌,書桌上有個燭臺,他就在豆點大的燈下寫作;桌上還有個罐子,下雨天,他在罐子里插把雨傘,在傘下寫作。就是這樣清苦的生活,他沒有抱怨一句,因為他認為他是和國人在一起受難,我們沒有做亡國奴,我們總有一天一定會把日本鬼子趕出我們的國家。
記:家中的長女,一般都會得到父親特別的寵愛。
張:我是爸爸最寵愛的女兒,我得到他很多特殊的關愛。北方的冬天很冷,他寫作的時候,就把我抱到膝蓋上,用皮襖裹住我寫作。當然,我對他的感情,還有一種特別的敬愛,他代表了我們中華民族文人的氣質。特別是對社會現實看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會知道一個人要堅守自己的信仰有多困難。在那種大環境下,要獨善其身有多困難。
記:所以對父親會有很多溫暖的回憶。
張:他從來沒有大聲對我說過話。我受到他特別的寵愛,身上自然會有一些嬌慣的脾氣,但我做錯事時,只要父母看我一眼,我就知道做錯了。我覺得這是一種家教,我不覺得現在的父母有這種家教。
記:呵呵,您應該看到很多“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的父母。
張:很多父母在大庭廣眾下,呵斥孩子“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可是孩子這樣的習慣,不是父母從小養成的嗎?這是父母的不對。
關于兩岸人
“臺灣人更有為社會奉獻的精神”
記:除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您在海外對臺灣人和大陸人的不同有什么樣的觀察?
張:這些不同,和受教育的不同有關,也和生活環境有關。
坦率地說,較之大陸同胞,臺灣同胞更有對社會貢獻之心。我在海外生活多年,參加過臺胞組織的華人活動中心,這是一個專門幫助新移民的組織,教這些剛到美國的人怎么上學、怎么買車、怎么辦各種各樣的事情,還提供法律援助。這都是無償幫助大家,我也受惠過。而我在這組織里就沒有遇到多少大陸義工,基本上全是臺灣人,我很受到觸動。后來我參加書友會,他們請美國專家、大學學者、作家給大家講昆曲、京劇、美食,我還在這個協會擔任了副會長、會長,但我發現大陸去當義工的人一直很少。
我想,這就是教育的呈現。我很希望,我們13億同胞能多參與到社會文化活動中,在各種社會團體中擔任義工工作貢獻愛心。
記:所以您成立了中華文化藝術同盟會。
張:相比30年前,去美國的人也多了,我成立中華文化藝術同盟會,就是想把這些人聚在一起,共同傳承、發揚中華文化。我對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各地的人都一視同仁,沒有偏見。你可以保持你的政治觀點,只要你是想從事推廣中華文化的工作,我們就欣然接受你成為會員。希望我們的作品豐富多彩,百花齊放。
記:那么廈門給您的感受如何?
張:廈門的生活很不錯。我覺得廈門生活很安定,街道上都很干凈,文化氛圍也比較強。比如我去打聽道路,人家會很耐心地跟你說,這就是心態平和的一種體現,從中可以看出廈門的人對生活滿意,心態很好。只有生活安逸,心平氣和,他才愿意去幫助別人。
記:所以,在海外生活過,對一些問題反而看得更透徹?
張:華僑對國家窮富最敏感。國家富強了,華僑在外面就有尊嚴,人家對我們就會另眼相看。所以,我們也非常希望國家強大,希望國內的人給我們力量。(海峽導報記者林靖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