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
“為受害的女兒而戰”
重案組37號:如何發現奶粉問題?
郭利:當時孩子身體不舒服,帶她去檢查,醫生說腎里有結石狀態。我把孩子吃的奶粉送去檢測,檢測發現有問題。然后我去找商場,商場讓我跟廠家談。后來,我就跟雅士利和施恩公司談。他們承認孩子是受害者,但只能給2000元(注:“三聚氰胺奶粉”醫療賠償額被分三檔:死亡患兒20萬,重癥患者3萬,一般性治療2000元)。但我給孩子看病和檢測奶粉等已花了幾萬元。對方讓拿出證據,我就搜集了很多證據,他們又找了我,簽了40萬元的賠償協議。
重案組37號:后來又有了300萬元協議?
郭利:之后我接受了媒體采訪。他們又給我打電話,說愿意繼續談,什么條件都可以。我就跟母親一起去談。我提出了自己的誤工費和孩子以后的保險,寫了個要求賠償的協議。這是他們讓寫的,說是要討論批準,只有看到書面內容才能撥錢。后來,他們約我到杭州拿錢,沒想到我被打入牢獄。
重案組37號:對敲詐的質疑怎么看?
郭利:很多人都說我太貪了,過度了,但如今判決把這些說法完全否認了。我并沒有找公司要錢,是他們主動送來的,公司主動提出賠償,是天經地義的。我的孩子是受害者,我為什么不可以接受。我為受害的女兒而戰,沒有為錢而戰。我是通過為她而戰,得到她應得的足夠她一生甚至是她下一代人的賠償,我不認為做得過分。
入獄
為清白不減一天刑期
重案組37號:2009年法院判決5年徒刑時的心情?
郭利:我是做好心理準備的,我知道在為什么戰斗。
重案組37號:監獄生活是怎樣的?
郭利:我坐了5年牢,沒有任何減刑。減刑的條件是認罪伏法,配合監獄管理,我不認罪,在孤獨和煎熬中,一天天度過。我的信念是,終有一天,真理再現。為了真理和清白,我寧愿一天不減。我記得很清楚,(2014年)7月22日服刑結束。因為那一天,我可以用法律武器,捍衛我的尊嚴和孩子的權益,當時沒人相信我能做到,現在我做到了。
重案組37號:維權多年,有人支持你嗎?
郭利:剛開始有,但越走人越少。就像長征一樣,走到最后一回頭,人都沒有了。這幾年,我一直在給自己做辯護工作,沒有律師。我沒有退路,只有往前沖。
重案組37號:你自己有變化嗎?
郭利:5年監獄生活對我來說,是個恥辱。我現在生活艱苦,工作沒了,平時靠親朋的資助生活。
維權
不維權未必心安理得
重案組37號:女兒現在情況如何?
郭利:孩子現在跟姥姥一起生活,離婚后,我沒了監護權,一般半年才能見她一次,這次已有九個月沒見她了。她11歲了,經常生病,出現暈倒情況,很奇怪,查不出來具體病因。
重案組37號:后悔過維權行為嗎?
郭利:我今年快50歲了,最好的年華用在了監獄和出來后的這10年。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我可能已經是個企業家,也可能在做慈善。此前有奶粉企業招聘我,但被我拒絕了。如果我不去維權,可能會比現在過得好,但未必心安理得。我雖然很慘,但沒后悔過。
重案組37號:接下來有什么打算?
郭利:接下來就按程序走,沒有具體的方案。至于國家賠償,該給的就要給我。無罪判決是第一步,我現在該邁第二步了。我想,人都要走背的,人的一生總有坎兒,我可能在50歲時提前走完了,后半生可能就像別人說的,你該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