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國銀行業利潤高不是壟斷造成

　　《金融研究》雜志第九期刊登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署名長篇文章《金融危機中關于救助問題的爭論》文章，周小川在談到銀行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問題時，指出中國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當然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也是客觀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但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此外，周小川介紹說人民銀行每年按照經濟增長對貨幣供應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預先設計的、相對穩定的速度投放基礎貨幣，最終做到了基本上沒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參與救助

　　政府應及時參與 但也需防止道德風險

　　周小川指出，救助問題已經成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周小川詳細分析了美國、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救助金融機構的情況，他指出美國英國都是傾向于國家出手救助，歐洲由于沒有統一財政機制，歐洲央行救助也缺乏法理依據。

　　談到中國的情況，周小川說，中國是傾向于救助的，過去一些出問題的金融機構大多數都得到了救助，甚至包括像蟻力神這樣的非法集資也給了補償。他表示，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中國的問題金融機構在數量上和處理上是有區別的。他解釋說，之所以出現區別是由于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金融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行業，意味著金融業出現了問題就必須救，否則意味著集體的失靈甚至死亡。第二，中國是轉軌經濟，公有制成分占比較大，金融機構承擔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任務，因為金融機構有問題很難說清楚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負責任的，所以傾向于要救。第三，中國改革過程中特別強調社會穩定，如果出了問題不救，容易影響社會穩定。

　　周小川表示，總體而言過去中國基于一些特殊情況比較傾向于救助，救的也比較多。從發展的角度看，也要結合金融業改革發展的狀況做進一步考慮，權衡點也應該逐步有所變化。

　　周小川指出，應對系統性危機，政府還是應該及時參與救助，但同時也需要防止道德風險。這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必要的取舍、協調，取得平衡，盡可能減少道德風險。新版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便是這種努力，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金融機構進一步增加應對風險的資本，提高資本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同時在全球范圍內確定系統性金融機構提出額外的資本要求，以及相應更嚴格的外部監管，以防止這些機構出現問題。

　　但是有觀點認為，對于系統更重要性金融機構過高的資本和監管要求，在增強抗風險能力的同時，會降低他們為經濟增長提供信貸和金融服務的能力，從而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周小川認為，在危機過程中，在經濟復蘇還非常脆弱的時候，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加強資本和監管要求是一把雙刃劍，需要作出合適的政策取舍。

　　在談到私人部門參與和救助部分時，周小川用了相當長的篇幅分析了希臘私人債權人計劃(PSI)，他指出雖然是通過私人部門發揮救助作用，但是最終可能還需要政府介入，需要動用公共資金，區別只不過后者在形式上更間接一些，公共部門介入不那么明顯。

　　存款保險制度與金融稅

　　關鍵看是否能夠實現設置此政策初衷

　　在談到政府參與救助時，周小川指出，資金有三個來源。一種是納稅人的錢，一種是私人部門的救助，更多情況是"公私合營"，采取公共部門和私人分攤的辦法。文章里也提到存款保險制度的救助形式，他認為，沖存款保險機制實際上是向銀行客戶征收的一種稅。周小川指出，依靠此制度解決類似全球金融危機的問題，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險的力度費率。

　　他認為，即便如此，存款保險制度也只針對稀有存款的金融機構，而不針對像雷曼兄弟、貝爾斯登這樣的投行，尤其是在現代金融市場主要靠資本市場融資的情況下，很多金融機構不吸收存款。此外，還有大量的影子銀行，都是不交保費的。因此，僅依靠存款保險制度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又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自保，另外是生前遺囑，金融機構應事先準備好應對機制，除了問題怎么處理，處理時怎么承擔責任，盡量不要把問題甩給公眾。

　　周小川在分析金融稅時指出，表面看金融稅由金融機構繳納，"實際上真的是那些金融家們掏錢嗎？公布不盡然"。他認為，金融稅類似于存款保險，最后也將轉嫁給交易雙方承擔，或者說其中的絕大部分將由社會承擔。他指出，金融稅涉及到整個金融市場秩序、利益分割、政策套戥等一系列問題，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到底能不能實現設計這一稅種的初衷。

　　關于是否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私人金融機構的時候，周小川說，從經濟角度而言，為了防范危機以及危機的蔓延，必要時即便用納稅人的錢來進行救助也是應該的，最終看，納稅人的錢還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

　　金融機構薪酬、銀行高利潤與通貨膨脹稅

　　談到金融機構薪酬問題時候，周小川說，金融業的高收入可能與近年來金融市場的機構有關系，其中包括交易頻率越來越高，創新越來越多，衍生品產品越來越復雜，導致交易部門越來越成為金融機構獲取高收入的主力軍。他說，在美國大的投行有好幾家，大經紀商、大商業銀行也都有好多家，彼此競爭非常激烈，還不斷收購兼并，要說它們壟斷市場也不太確切。

　　在談到中國銀行(2.74,0.00,0.00%)業壟斷問題時候，周小川指出，在中國，與部分工業企業比，銀行業工資也不算低，社會上有一些爭議，認為銀行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但實際上，中國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還不包括2000多家的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當然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也是客觀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再次不贅述，但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在金融機構出現問題時候，一方面拿著高薪，一方面又需要政府救助勢必引來諸多爭議。周小川認為，作為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冷靜地認識這個問題。既然金融機構的收入是通過合法經營獲得的，是符合市場原則的，恐怖就不能講問題歸結于高薪酬，而是要看到其背后還有更復雜的機理，特別是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就不能因為金融機構掙錢多，就不予救助，因為不救可能導致的問題更大。

　　在談到央行介入參與金融機構救助問題時，周小川指出央行介入將導致通貨膨脹，這個成本實際上就需要所有人承擔。這意味著在一個國家或區域中，有的人犯錯誤了，有的人沒有犯錯誤，但要讓所有人都來承擔責任，聽起來的確不太合理。

　　接下來，周小川對通貨膨脹稅的問題做了詳細闡述。他說，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稅收，即所謂的"通貨膨脹稅"，是向所有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征收的。而且這種稅具有"累退"特征。

　　周小川指出過去人們不太主張央行參與救助，理論儲備比較欠缺，認識比較模糊，這次金融危機的經歷要求我們盡快開展研究，研究其傳導機制、成本分擔、利益分配及其最終效果。

　　央行資產負債表與外匯儲備

　　中國沒有多印票子 避免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銀行參與金融危機救助被廣為運用的是"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周小川認為為了救助采取一些權宜之計是必要的，至少避免了危機擴散、深化、又減輕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擴張帶來的壓力，避免經濟馬上出出現通貨膨脹，為經濟復蘇，金融恢復爭取時間。之后也可以逐步"退出"市場，通過出售持有的資產，收縮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降低中央銀行負債，真正收回過去投放的流動性。

　　周小川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國外匯儲備積累導致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情況。中國外匯儲備從2002年開始快速增長，從2000多億一直到目前的超過三萬億美元，這個過程中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隨之快速擴張，資產方是不斷積累的外匯儲備，負債方則是外匯占款的投放。這時候，人民銀行就要想辦法把這部分負債轉換形式，吸收回來，這就是所謂的"對沖"。

　　周小川介紹說人民銀行采用的"對沖"手段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放中央銀行票據，開展各種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收回過多的流動性。這樣從印票子的數量這個角度看，每年按照經濟增長對貨幣供應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預先設計的、相對穩定的速度投放基礎貨幣，最終做到了基本上沒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顯示經濟就沒有通貨膨脹了，物價上漲有各種復雜的原因。

　　周小川說，對于外匯儲備積累投放的基礎貨幣，中央銀行在總體上予以了充分的對沖，經濟中的物價上漲更多的是由其他因素導致的。此外，對沖過程本身也收到了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時機、數量上會受到一些干擾，從而暫時沒有實現100%的對沖。而且，還要考慮經濟增長對貨幣投放增加的需要。因此，也沒有必要100%對沖，平均而言對沖85%-90%左右可能就足夠了。

　　總體而言，外匯占款大都予以了對沖，轉換成其他形式回到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確實擴大了。吸收外匯占款的主要工具是存款準備金和央行票據，都還是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負債，最終所有人是廣大企業和個人。當然這些債權暫時在一定程度上是虛擬的，因為外匯占款大量吐出基礎貨幣，導致企業和個人收入大幅上升，但國內并沒有那么多的商品來支持這些 收入，因此必須要形成儲蓄，回流到中央銀行。

　　周小川認為中國外匯儲備不會無休止地增長，人們也會意識到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足夠，不在需要進一步增長了。事實上，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已經過了頂峰，會在今后不斷降低到一個合理的水平。到那個時候，外匯占款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會很好的匹配起來，就會逐步消化過去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擴張，從而消除因外匯占款而可能導致的長期通貨膨脹壓力。

　　周小川指出，在中央 銀行參與救助導致資產負債表擴張的過程中，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需要考慮在負債方進行適當的調整，收回由于救助而投放的過多的流動性，防止通貨膨脹；二是要著眼于動態長期的調整，既要克服危機，推動經濟復蘇，又要考慮消除長期通貨膨脹壓力，在剛開始復蘇時，可能通貨膨脹難以避免，甚至短期內會有一度很高，但后面要減下來，以至于在未來中長期內實現基礎貨幣投放與經濟增長相互匹配，保持總量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