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自貿區名單落定,廣東、天津和福建成為贏家。
在12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宣布了中國自貿區擴圍的消息。記者從多位知情人士處獲悉,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像上海自貿試驗區那樣在三地建立自由貿易園區,但只是給了一個框架,3地自由貿易園區方案還需要“抓緊制定”,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調整實施相關法律規定﹔廣東、天津自貿園區方案分別在2013年年底和2014年1月就通過了部委層面的批復,今年4月份之后,兩地自貿區方案被要求再作修改,等待國務院批復﹔而“黑馬”福建自貿園區方案,至今還在商務部等部委層面調整。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4個承擔中國建立和完善現代治理體系改革任務的自由貿易園區,在對外探索上與國際規則相接軌,對內則以擴大開放來倒逼和深化改革。他們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承擔著極為重要的任務——“啃改革中最硬的骨頭”。
需要注意的是,四個自由貿易園區的英文稱作FreeTradeZone,簡稱FTZ。而國際上的自貿區則指多個主權國家或地區就貿易開放、取消關稅壁壘、降低關稅而達成的互惠互利的雙邊或多邊貿易政策,英文為FreeTradeArea,簡稱FTA,例如中國剛剛完成實質性談判的中韓自貿區和中澳自貿區。前者中四大自貿園區屬于狹義上的自貿區。
自貿區將啃硬骨頭
歷史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
如今的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的四大自貿區,不禁讓人聯想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廈門、珠海和汕頭四大經濟特區。兩者都是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創舉,都屬于“啃改革的硬骨頭”。
現在回頭看,當年深圳經濟特區先行先試設立的出口加工企業似乎也沒什么“高大上”,但深圳經濟特區解決的是意識形態能否“轉過彎”來的問題。按照西方標準建立企業、允許公司有差別和企業家利潤的存在等問題,在1979年的確是個重大突破。
現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在試行的金融服務業開放、政府職能轉變、現代治理能力的完善等,包括事前審批轉為事中事后監管等改革,都是倡導了很多年但沒有落實的理念。所以,兩個時期的四個特殊區域,都是“啃改革硬骨頭”的開始。
但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四大經濟特區當年獲批建立時,沒有明確的改革時間表,沒規定 “幾年時間一定要達到某個目標、建成什么結果”,沒有時間表和具體任務,意味著深圳經濟特區可以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小漁村的基礎上,摸著石頭慢慢過河﹔而上海自貿試驗區在醞釀期,就承載著3年內建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整套現代治理體系的重任,其建設是在已有基礎的外高橋綜合保稅區等4個特殊監管區域上進行的。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求,廣東、天津和福建三個新自由貿易園區,是在已有的園區和新區基礎上建立,而不是重新規劃、從無到有。
現在的自由貿易園區比起當年的四大特區,目的性更強、時間更緊迫、壓力更大。與當年四大特區建立時,一下子把企業的稅收降至15%不同,四大自由貿易園區強調不會有特殊的優惠性政策、不準備打造“政策洼地”,目的是建立良好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營商環境。而這種環境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
反映在企業的熱情上,跟當初四大經濟特區建立時企業扎堆進駐不同,當下有進駐自由貿易園區意愿的企業更多趨于理性。
一些外資企業反映,感覺不到上海自貿試驗區開放的“巨大影響”。外資企業希望看到完備的法律、高效的政府監管、具有國際規范的稅收等各種制度完善的營商環境,也自然會把上海自貿試驗區跟西方國家的自貿區作對比。正因如此,上海自貿試驗區在“軟件”上的建立更需時間,對企業的效果也不是爆炸式的,而是潛移默化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