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取消“幾道杠”學生很失落

武昌實驗小學,少先隊的“幾道杠”被統一的志愿者標識代替。

98名學生當上了志愿者,按照學校的設想,志愿者將覆蓋更多學生。

下午,武昌實驗小學門口擠滿了接學生的家長,少先隊“幾道杠”取消后,學生將佩戴統一的志愿者標識。

　　在武漢市武昌實驗小學，一項旨在淡化小學生官本位思想的革新正在展開，學校少先隊里98個大隊長、中隊長和隊委被要求取下肩膀上代表身份的“二道杠”、“三道杠”，代之以統一的志愿者標識，沒有差別。

　　有人開始叫好，有人開始懷疑，當成人的世界已經在向幼兒園滲透時，一所小學又如何能夠幸免？

　　面對突如其來的爭議，校長張基廣選擇了沉默，大人世界遠比小學生們的心理復雜，他一直致力于讓自己的學生回歸童真快樂，但“當官”的思想到底能在他這里去除多少，似乎并不取決于他，而是最終決定于成人世界向這里滲透了多少。

志愿者也要競爭

　　武漢市武昌實驗小學五年級C班的吳宇昊放棄了這次少先隊志愿者的競選，在班干部的職位爭取上，他屢有失敗的記憶，唯一一次當上班里的條長，還因為工作失誤被老師撤換了。

　　即便有父母背地里給他出謀劃策，連競選中隊委的演講稿都由在單位做宣傳工作的爸爸給他寫好了，但練習了若干遍后，他還是在講臺上面對全班同學背砸了。

　　好在他現在是高年級了，相對于各種頭銜，父母覺得成績更為重要，也就放過了他。而對于無論是班干部還是志愿者，父母和他一樣，只能是又愛又恨。

　　但更多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還是對志愿者很憧憬。

　　“分到每個班的志愿者名額很有限，同學們都在積極爭取，因為這也算是一種榮譽。”六年級D班的王思妮剛從一名大隊委轉成98名“湖北省武昌實驗小學少先隊志愿者”之一。

　　競選一名少先隊志愿者并不容易，要經過四道程序：本學期至少在社區或學校做過一件好事的同學可以自薦；班級對自薦的同學進行海選；各班選出的學生在全校進行公示，要求有簡要的事跡材料；全校學生進行投票。除一年級新生外，全校同學都可以參與競選，當選者由校長一一給他們佩戴徽章。

　　四年級學生王宇把握住了這個機會。他是中隊委，班里的學習委員，一直以來，媽媽都鼓勵他參加班里的競選，“因為當班干部除了能幫老師分擔，還能給同學服務。”

　　“如果以后初中的老師知道我在小學就是班干部，就會在選班干部時多考慮我，媽媽說，以后上高中讀大學工作了也一樣。”

　　換上志愿者標識，王宇還領到了一項新任務：做講解員，以后但凡有領導來視察，他就可能會被派去解說校園文化。但他并沒有忘記要在職務上繼續升級，即使是志愿者，明年他也要“像大隊長一樣服務”，這是媽媽給他定的目標。

　　在兩個多星期前的少先隊志愿者選舉中，許多家長一如既往地充當著孩子背后的幫手，就像以前幫孩子競選班干部一樣。

　　一位三年級學生的家長作為家委會一員，執意要讓孩子進入志愿者的行列，“今年沒選上，明年再去選，志愿者也是種榮譽呀。”

　　少先隊是個“出干部”的地方。去年武漢曾出過“五道杠”，“五道杠”少年黃藝博的父親忙前忙后，帶兒子上敬老院，親自操刀兒子的各種宣傳照，聯系報社給兒子發表文章，終于將其塑造成“五道杠”政治神童。

　　一年過去，“五道杠”的影響還在。

　　武昌實驗小學一位三年級學生的家長劉欣對此有過反思，但更覺得自己是迫于無奈，她也很希望兒子在學校能謀得一個班干部職位，即便是志愿者，但“人數有限”，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機會。

　　兒子是去年轉學來到武昌實驗小學的，在之前的小學，劉欣最頭痛的莫過于惡劣的班干部競選風氣。“為了讓自己的孩子當上班干部，有些家長給我發短信打電話，讓我兒子給他孩子投票，有的則教自己的孩子給班里同學買禮物。”

　　武昌實驗小學的情況要好一些，但她有時仍會不自覺地陷入苦惱：“我不去教孩子學會來事兒、機靈點兒，誰知道別的家長會不會那樣教自己孩子，那我孩子豈不要吃虧了，你說幫孩子寫個競選稿應該是人之常情吧？”

服務與權力區別在哪里

　　孩子們有時并沒有揣摩到大人的心思。解下“三道杠”的別針，換上志愿者標識，六年級D班的王思妮還不太明白這種改變意味著什么，她只是覺得這個標識也“挺好看”。但走在校園里，她發現，“低年級的學生不再向她投來曾讓她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這讓她有些微微的失落。

　　但無論在少先隊還是班級里，王思妮的工作還和以前一樣，作為班長，她上課喊起立，維護班級秩序，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權力。

　　想起剛戴上“三道杠”的那一刻，這個比同齡孩子思維更縝密的小姑娘還是激動得有些飄飄然。走出校門口，有學生家長看到她說：“哇，三道杠！”她瞬間就有了一副“小大人”的神情，美滋滋地甩起馬尾辮。在她印象里，“三道杠”比班長要“厲害”得多。

　　優越感就像病毒一樣滋生，校長張基廣描述了這樣的情景，“老師不在教室了，一個學生像模像樣地拿根教鞭在巡視教室，還時不時用教鞭在這個同學桌上敲敲、在那個同學頭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學都拿一種異樣的眼光瞅著他；有時，他站在講臺上，一雙眼睛像老鷹一樣盯著全班同學，巴不得哪個地方有個風吹草動，他就會馬上做出反應，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記上一個不守紀律的同學名字，或者大聲地喊著‘某某某，你不要講話’……”

　　張基廣很反感班級和少先隊干部的“官化”，讓學校里等級分明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變成志愿者，而且在外部標識上不加以區分，在他看來，無疑能直接遏制這種風氣，并讓孩子們從小培養志愿服務精神。

　　武昌實驗小學少先隊志愿者的產生要經過自薦、海選、投票等程序，這無疑是一項創新，雖然同樣滲透了成人世界的風格。

　　武昌實驗小學政教處主任徐仲讀稱，以前少先隊干部都是以學習成績為標準，現在志愿者的評選由學生投票產生，看重的是孩子的特長、責任心、主動服務意識和人際交往能力等。

　　統一的志愿者標識似乎讓這些班干部加隊長、隊委“泯然眾人矣”，但志愿者仍然是學校里的稀缺品，也是孩子們爭先創優的目標。

　　王思妮說：“我們有58個班、98個志愿者，實際上每個班才分配了兩個左右的名額，最多的也不超過四個，我們班有三個。我也是經過班級推薦，還做了演講，最后同學投票才好不容易當上的。”

　　98個志愿者絕大多數都是班干部和少先隊干部，志愿服務的內容還不清晰，戴上志愿者標識，他們仍然脫離不了班隊干部的身份。

　　在孩子們的心中，他們還不能區分“服務”和“權力”有什么根本性區別，很多人仍然向往“稀缺”的志愿者，并樂于聽從父母的分析和指導。

　　徐仲讀一再強調，“我們在做些改變，(通過當志愿者)培養孩子們的責任感和服務意識，樹立每個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園‘小主人’的新觀念。”

　　但改變才剛剛開始。

是全民學生還是全民“學生官”？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并不看好武昌實驗小學取消“幾道杠”的做法，“倡導小學生的志愿服務精神很好，但不能取代少先隊的標識，這是兩碼事。”

　　孫云曉說，少先隊“幾道杠”的本意是“多一道杠是多一道責任，這是服務的崗位，而不是當官的崗位，要反對少先隊中官本位的誤導，只有強化其服務導向，執行嚴格的民主程序。”這被他看作解決問題的根本。

　　但遺憾的是，他調查發現，全國只有59%的少先隊干部經由民主選舉產生，另一個數據則是全國90%以上的小學生有當班隊干部的愿望。

　　班干部總是少數，于是有學校嘗試操作性更強的解決辦法。

　　長沙市一所小學的班主任想出一招，她給班上的61個學生每人都安排了一個崗位，相互有不同的分工，有管理多媒體的、有管理飲水機的、有管理圖書的……61個學生61個班干部，一時形成“全民班干”的局面。

　　雖然班主任一再強調這些職務都是為班集體服務，但在家長眼里，61個干部仍然有大小之別。有家長對圖書管理員的職位瞅不上眼，轉而讓孩子去角逐聽起來更有權力的班主任助理，這讓班主任不得不考慮給這個“強勢”職位限定更加平民化的職責范圍。

　　雖然不像這個班級那樣“全民班干”，但武昌實驗小學大多數班級的班干部覆蓋了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家長沒有意識到孩子班里有這么多班干部，那些負責搞衛生的、做解說的、放音樂的，并沒有被他們算作班干部。

　　胡女士說兒子做過值日班長，可這太普通了，她不覺得和班干部有半毛錢聯系，“最少得是個班級委員，才能拿得出手吧。”

　　“‘全民班干’是個好的嘗試，但也會有問題。”孫云曉說，“在設班干部的時候，我們就要有服務的導向，淡化級別，強調服務和責任，孩子們覺得體育委員好、勞動委員好，而大人卻覺得不好，認為只有學習委員、班長、大隊委員才好，那是成人的官本位在誤導孩子，是成年人的社會問題折射進了兒童世界。”

　　在這些試圖取消校園“官本位”的嘗試中，大家都在努力取消成人世界對孩子世界的影響，但也都或多或少保留著成人世界的影子。

　　按照校長張基廣的想法，學校所有的少先隊干部都應該由志愿者替代，而且志愿者還要吸納更多的普通學生，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班干部身上，最好是二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能成為志愿者，“最好是校園處處都能見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校園里，去官本位、去功利化也將是個漫長的過程。”校長張基廣說，他下定決心，總有一天，要“讓教育回家”。(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