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長征留下的最寶貴精神財富

­　　“鳳凰涅槃”——世界各國對長征評價用得最多的一個詞。

­　　這其實是在告訴世界，長征是中國革命中最偉大的史詩。

­　　最偉大的史詩必定蘊涵著巨大的精神財富。

­　　歷史已經證明，實事求是是長征留給我黨我軍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是我軍克敵制勝的一個法寶。

­　　我曾有幸參加解放軍報的“記者接力長征日記”采訪，踏訪了紅軍從被動逐步轉為主動的主要“轉折點”——從黔東南的黎平出發，沿著崎嶇坎坷的長征路，一直走到黔北，再由習水進入到川南、滇東北。

­　　一路走下來，豁然感到，黎平會議后，紅軍能強渡烏江、攻克婁山關、取得遵義大捷、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等決定生死存亡的勝利，無一不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堅持從實際出發，采取符合實際情況的行動方針的結果。

­　　正是先輩們堅持實事求是不動搖，長征最終才成為人類歷史上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　　黎平會議會址紀念館里，一盞80余年前煙熏火燎過的古樸馬燈,吸引了無數參觀者。

­　　“這盞馬燈見證了長征中我黨我軍堅持實事求是的一段重要經歷！”黎平縣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員說，1934年12月14日，中央紅軍攻占黎平縣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了會議。會上，博古、李德等人仍堅持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等人則主張向敵勢力較為薄弱的黔北進軍。

­　　雙方交鋒異常激烈，會議從白天一直開到深夜。性情一向很溫和的周恩來被李德等人的頑固之舉激怒了，“啪”地一拍桌子，桌上的馬燈被震熄了。

­　　馬燈再亮時，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采納，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這是在“寧都會議”后，黨中央在重大戰略決策問題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　　黎平會議會址位于縣城“翹街”的中部。由于在此召開了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紅軍戰略行動方針的會議，這條因兩頭翹、中間凹而得名的街道，被當地人形象地比喻為：“一根挑起過紅軍長征重擔的‘翹扁擔’，它使紅軍一進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這盞照亮過長征歷史進程的馬燈，也因此成了老區人民心中的“黎明之燈”。

­　　“毛澤東等先輩向‘左’傾頑固派‘說不’、拍桌子，那可是要冒‘抗上’風險的！”凡對這段歷史有研究的專家和黨史工作者都說，那時，“共產國際大于一切”，和博古、李德等人作斗爭，等于惹了所謂“太上皇”。

­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批判了“立三政線”和“調和主義”，周恩來等人就曾受到嚴厲指責，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直到遵義會議。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被解除了在紅軍的領導權。在頑固派們眼中，毛澤東在黎平會議上還是個“局外人”，說話“名不正、言不順”。

­　　對此，毛澤東等領導人不會沒想過后果。然而，在老一輩革命家心中，紅軍的前途命運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正如黎平縣文物管理所的解說詞所說：“這盞馬燈從被震熄到再亮，不僅告訴我們老一輩革命家心里裝著的是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還告訴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有非凡的膽略和勇氣，那就是為了‘民族利益’不惜犧牲一切的大無畏精神！”

­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堅持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長征中無處不在。

­　　一路上毛澤東等領導人的住所兼指揮所，全都是與戰場連在一塊。青杠坡戰斗中，毛澤東為便于指揮，住在一間依山開鑿的大石頭下的土坯房中，面積只有約4平方米。戰斗最危急時，他不顧警衛人員勸阻，爬到了頭頂流彈亂飛的一個山頭指揮戰斗；朱德則把帽子一甩說：“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足惜！”和劉伯承上了一線……長征史專家說，毛澤東等人指揮的長征是一場“非常地域非常敵情下的非常戰爭”，他們必須冒著比指揮任何戰爭都要大的風險。而這種冒險，正是特殊環境中實事求是的最好體現。如果還像李德等人按所謂“洋教科書”的理論來確定其指揮位置，那長征歷史就得改寫。

­　　也正是如此，才充分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它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就是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堅持實事求是不能瞻前顧后。

­　　堅持實事求是來自非凡的膽略和勇氣。在迎接新軍事變革的挑戰中，我們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風險。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樹立了榜樣，經常照照這面鏡子，對于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將增加無窮的精神動力。

­　　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里，有一張古銅色的約3平方米的桌子。每天，如織的游人總會爭相拍照、留影。

­　　“實事求融入了紅軍長征中的每一個細節！”身著紅軍服裝的女講解員總會反復向游客介紹：這張桌子見證了我黨我軍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一段艱苦過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等革命家圍著這張桌子，徹底批判了“左”傾路線的冒險主義、逃跑主義錯誤，結束了“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撥正了革命的航向。遵義也由此成了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的“轉折之城”。這張桌子也被老區人民看成是“浸透了先輩們實事求是汗水的求實之桌”。

­　　“遵義會議的結果來之不易！”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原館長、長征史專家費侃如說，三天的會議中，毛澤東等人和博古、李德等頑固派進行了“火藥味”很濃的斗爭。許多人為此拍了桌子。因為，博古在會上作的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中，對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根本沒有認識到，并以“敵人過于強大”等理由作辯護。

­　　周恩來措辭嚴厲對其作了批評，并深刻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敵人力量的確強大，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已發展到八萬多人，而前幾次反“圍剿”，紅軍打了那么多仗，也不過一兩萬、兩三萬人。所以，第五次“圍剿”失敗，還是我們在軍事路線上出了毛病，這毛病主要是不承認中國的革命戰爭有自已的特點，不承認中國軍隊必須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戰略戰術。而一味以單純的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術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而突圍中，又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這就使敵人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

­　　紅軍要走出危機，就必須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有什么條件打什么仗。毛澤東的這些觀點，成了后來形成的《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的主要內容。

­　　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找到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做了很多工作，后來又取得周恩來的同意，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條件。

­　　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中說：“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時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員，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始了遵義會議。”

­　　從“黎平會議會址”到“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都證明了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80余年前，因受王明路線的危害，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8.6萬人，突破4道封鎖線后只剩下3萬余人。如果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之“箭”，來射中國革命之“的”，英明決策，這僅有的3萬余人，又將落入敵人30多萬重兵在湘西布下的陷阱！

­　　筆者深入紅軍沿途留下足跡的地方采訪發現，盡管當年的老區人民根本不知道身邊發生的一切，能夠影響到中國革命的命運。但他們從紅軍留下的每一個細節中，讀懂了“實事求是”這個深奧的真理。在貴州黎平，吳國貴老人回憶道，那年紅軍為他們高屯村修過一座橋。當時他看到，因水急浪高遇到困難，紅軍便發動老鄉出主意。最后，避開水急的地方，交叉打樁，修了52米長的木板橋。

­　　“紅軍干啥都講從實際出發，哪能不打勝仗！”老人樸實的話語代表了老區人民對紅軍、對長征深刻的認識。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武裝了我黨我軍一代又一代人，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前進。

­　　習水縣土城鎮附近的青杠坡上，聳立著由張震將軍題寫碑名的“青杠坡紅軍烈士紀念碑”。每個人到這里，都會被當年的這場戰斗所震撼。

­　　1935年1月28日拂曉，紅軍在此與國民黨川軍展開激戰，雙方傷亡甚大。紅軍經過數十次沖鋒，終于攻下敵固守的營棚頂，隨即向設有川軍指揮所的永安寺推進。在這里爭奪更加激烈，戰斗進行了3個小時，但紅軍戰果不大。原來川軍的潘佐旅已經趕到增援。為扭轉戰局，紅軍向敵發起猛攻，川軍全線動搖，被迫退守。但以毛澤東為首的軍委分析敵情后認為，如繼續戀戰，紅軍必將被四面包圍。軍委當機立斷，下令撤出戰斗，放棄原定在赤水地區北渡長江的計劃，于29日凌晨，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土城等地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藺開進……

­　　青杠坡之戰，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的第一仗，又是我軍主動求戰之仗。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先后調集約150個團共40余萬人，企圖將中央紅軍“聚而殲之”。中共中央果斷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革命根據地”的決議，確定中央紅軍由黔北轉移到川黔邊境，并在川南渡過長江，進入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四川創立革命根據地。但令毛澤東等領導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實施這一系列決策時，與敵打了遭遇戰，而且因對敵情偵察有誤和對敵人兵力估計不足而沒有最終達到目的。

­　　如何看待這一仗？毛澤東很坦然，在中央紅軍集結到云南扎西（今威信）總結這次戰斗時說：“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同時又指出：“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河，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戰、游擊戰了”。

­　　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同步的。2月9日，毛澤東鑒于川、滇軍已對扎西形成四面合圍之勢，果斷決定：“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18日至21日，紅軍主力分別由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打響遵義之戰，先后擊潰和殲滅敵兩個師又8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　　然而，就在紅軍借此次勝利，準備于3月三渡赤水河時，在途中的仁懷縣魯班場又與敵發生惡戰。當時，國民黨周渾元部的重兵駐守在此，并構筑了堅固的碉堡、戰壕。15日，紅軍強攻魯班場。敵人在飛機支援下頑抗。戰斗從早上一直打到晚上，一度出現白刃激戰，雙方傷亡慘重。敵增援之敵又向魯班場瘋狂壓來。為爭取主動，紅軍主動撤出戰斗，向仁懷以北的茅臺地區機動，16日在茅臺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

­　　盡管這一仗是紅軍四渡赤水中重要的一仗，并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意義非同尋常，但毛澤東也在反思：陷入于我十多倍之敵重圍的紅軍，要解眼下之危，只有出奇兵。而要在黔北這樣相對狹小的地域調動敵人，在運動中集中優勢兵力消滅其一部，以達到粉碎敵人圍攻實現紅軍轉移的戰略方針，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更廣闊的云貴川地區來調動敵人，捕捉戰機，尋求新的機動。果真，在毛澤東總結教訓中，紅軍又很快有了新的轉機，擺脫了尾追之敵。

­　　然而，這也是需要勇氣的。當時，在遵義中被挫敗的“左”傾頑固派，就想借青杠坡、魯班場戰斗來“作文章”，毛澤東主動總結教訓，認識問題，無疑給其提供了“靶子”。但毛澤東堅信，如果掩飾問題，那最終會斷送中國革命的前途。全程走完長征的老紅軍王道金感慨地說，也正是這種坦然直面問題的勇氣，青杠坡戰斗“逼”出了毛澤東一渡赤水。1935年2月9日，當敵軍對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區集結完畢的紅軍形成四面合圍時，毛澤東則“謀”出了二渡赤水：“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然而，打下婁山關再占遵義后，紅軍仍未徹底擺脫追兵。毛澤東又走出三渡赤水一招：3月15日在魯班場與敵周渾元部展開激戰，16日為爭取主動，果斷撤出戰斗，西渡赤水河，并為第四次渡過赤水河打下伏筆，最終寫下“四渡赤水”的“神來之筆”。

­　　對于長征來說，每一次危急關頭，都可能孕育著勝利。而每一次的勝利，又都可能潛伏著失敗。長征中紅軍能一次次轉危為安，都離不開毛澤東等領導人坦然面對問題，不斷總結教訓。這種求真務實的作風，無疑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