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中國教育是否會拖經濟增長后腿？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國民收入達到世界中上等水平，中國似乎必須走上一條以創新驅動的增長之路。但是創新需要人才，中國的教育體系能否承擔起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重任呢？換句話說，中國教育是否會拖經濟增長的后腿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多人那里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的應試教育向來為人詬病，學生負擔過重、死記硬背、缺乏創造性等批評已成為普遍的社會共識。但是另一方面，國際學術界卻有不少學者在解釋中國（以及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奇跡的時候又將重視教育作為一個主要原因——畢竟，如果中國教育真的一無是處，那就很難理解何以恰恰是中國成了過去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一貶一褒，兩種觀點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呢?

­　　中國的教育質量如何？

­　　如果說教育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決定因素的話，那么所有國家都該重視教育，中國（東亞）在這方面能有什么特別之處呢？事實上，從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來看，中國直到最近幾年才剛剛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教育支出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韓國則與中國差不多。所以，從政府教育支出的角度看，東亞地區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地區更加重視對教育的投資。從衡量教育水平的一個常用指標—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看，中國只是剛剛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不少發展中國家。

­　　但是，一個國家在公共教育上的開支只是體現了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并不一定能反映普通國民有多重視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絕對反映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畢竟一個人上多少年學與他學到多少東西不總是一致的，教育的質量與數量起碼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

­　　那么，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教育質量呢？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哈努謝克（Hanushek）和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沃斯曼（Woessmann）兩位經濟學家利用國際性的（中小學）數學、科學和閱讀考試成績的數據，構建了一個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個國家的所謂“認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數，通過比較各國同齡的學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獲取的知識和技能的多寡，來衡量各國教育質量的高低。根據他們的數據，所有東亞國家（地區）的認知技能指數都名列前茅，更是遙遙領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分析結果顯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與人均教育年限關系不大，而與教育質量高度正相關。例如，菲律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時是8.95年，高于中國的8.11年，與新加坡的9.13年非常接近（2000年及之前還高于新加坡），但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水平與速度則遠低于中國和新加坡。如果比較三個國家的認知技能指數，新加坡是5.33，中國是4.94，而菲律賓只有3.65（作為對比，美國是4.90，最低分是南非的3.09）。

­　　很多讀者也許會覺得說中國教育質量很高（甚至高于美國）是個笑話。但這里所講的教育質量比較的是相同學齡的（中小學）學生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的多寡，例如同樣是九年級（即中國的初三、美國的高一），中國學生的認知技能要略高于美國，更優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卻遠低于美國，以2010年為例，中國是8.11年（相當于初二），屬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國是13.09年（相當于大學一年級），為世界第一。故綜合起來看，中國的教育水平與美國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

­　　中國人只會考試嗎？

­　　許多人會說考試成績好不說明教育質量高，中國人（東亞人）就是會考試，不見得有更多的真才實學，更談不上有多少創新能力。可是，東亞國家培養出來的學生真的就只是缺乏創造力的考試機器嗎？難道說，不那么會考試的拉美、非洲和中東國家的學生反而比很會考試的東亞學生更有創造力？事實顯然并非如此。雖然高分不見得高能，低分也不一定低能，但是高分低能者一定遠遠少于低分低能者。畢竟，很多人認為創造力更強的歐美發達國家學生的國際考試成績要比（除中國以外的）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高。其實，無論是人均發明專利還是人均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都已經世界領先；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中國的創新水平和能力也已將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拋在后面，并正在迅速追趕發達國家。

­　　我們在批評中國的教育培養不出創造型人才的時候，都是將中國的現狀與發達國家做簡單、靜態的類比。確實，中國的科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比較落后，但這不是因為應試教育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力，而是因為中國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科研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人均科研經費等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也不是因為我們的中小學乃至本科基礎教育質量太差，而是因為我們的（屬于非應試教育階段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養水平還遠不如發達國家。而這又歸咎于我國高校教師的科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普遍較低（但又高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很多優秀的學生出國深造后由于種種原因（尤其是國內收入水平和科研條件上的差距）而沒有回國。所幸的是，這種狀況近些年來正在迅速得到改變。

­　　中國大學的畢業生一旦去了西方研究型大學繼續學習，他們的創新能力絕不亞于其他國家的學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做的一項以移民發明家（immigrant inventors）為對象的研究很能說明問題。所謂的移民發明家指的是那些以外國人身份在居住國申請發明專利的的科研人員，例如一個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科學家以美國居民（resident）的身份申請了發明專利，就是個移民發明家。數據顯示，在2006-2010年間，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吸納了全世界97%的移民發明家，他們固然很多來自發展中國家，但也有不少來自其他發達國家。來自中國的移民發明家占比最高，達16.3%，其次是印度，占12.1%。但來自整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國家（總人口6億）的只有2.7%， 來自非洲（總人口11億）的只占1.7%，原因顯然不是這些國家的優秀人才不愿意去發達國家學習和工作，而是本來就沒有很多這樣的人才。

­　　這些數據一方面說明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外流嚴重（世界上除了美國、瑞士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有較多的人才凈流入，很多國家都存在發明家人才凈流出的問題，包括英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了很多發達國家愿意吸引的人才（而不是他們想要拒之于門外的非法移民）。畢竟這些海外的中國移民發明家幾乎都是在國內接受的中小學和大學教育，中國的應試教育顯然沒有扼殺掉這些人的創造力。中國雖然流失了這么多發明家人才，甚至是最優秀的一些人才，但是留在國內（以及從海外回國）的人才還是多到足以讓中國成為過去二十多年來創新水平增長最快的國家。

­　　為什么中國人特別重視教育？

­　　決定一個國家教育質量最關鍵的因素可能不是政府愿意花多少錢，而是普通家庭有多么重視教育！家庭對教育的重視也不只是體現在開支上，而更可能體現在家長和孩子們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在學習上。世所公認，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地區）的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是為什么呢？難道就是為了孩子的“錢途”嗎？現在經常講教育是最好的投資，但如果重視教育只是因為有利可圖的話，那么別的國家的家庭不也會同樣重視教育嗎？

­　　中國（東亞）人重視教育通常歸功于儒家傳統文化。但是儒家文化重視教育的出發點并非功利主義的，目的不是為了給個人和國家創造經濟利益，因此所重視的不是學習有用的技能，而是學習四書五經、仁義道德。中國的科舉制度只是強化了儒家文化重視教育的價值觀，使得受教育、有知識成為光榮、體面的事。畢竟能夠在科舉考試中勝出的人少之又少，如果這是學習的唯一目的的話，那教育就是一個風險太高的投資，無異于現代社會想要通過買彩票來發家致富。

­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猶太文化也以重視教育著稱，出發點也非經濟利益。猶太教在大約兩千年前就規定所有的父親都必須在兒子六七歲時送他們去上學，讓孩子們學會閱讀希伯來圣經，猶太人也因此成為識字率最高的民族。在古代農業社會，送孩子上學認字并沒有經濟上的回報，反而是個負擔，所以相當一部分猶太人因此脫離猶太教而轉信別的宗教。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頗重視教育，這是因為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發起新教改革運動時就要求每個基督徒能夠自己閱讀圣經，新教徒也因而比天主教徒識字率更高。

­　　由于教育存在所謂的“外部性”（即受教育多的人不只是個人收入會提高，還會給他人或社會創造更多收入），因此，如果大家只是從個人經濟利益的角度來決定接受多少教育、花多少功夫學習，結果與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一定是有差距的。政府可以提供免費教育，但接受免費教育的人不一定會用功讀書。教育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有多勤奮，而這不是政府花錢能夠買到的，需要有超越于個人經濟利益之外的動力。儒家文化、猶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就恰恰賦予了教育以超越于功利之上的價值，使得接受教育、勤奮學習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規范，而不只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近代之前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更談不上學校教育和考試制度，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視教育的傳統文化。

­　　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并沒有讓中國成為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恰恰相反，科舉制度以及對學習儒家經典的熱衷也許是中國近代科技落后的一個原因。但是重視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學習現代科學技術上，其所迸發出的力量使得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就取得長足的進步。這一點與猶太人的情況頗為相似。猶太人重視教育的本意是為了學習宗教經典，不是掌握實用的知識，所以猶太人對近代科學革命并沒有什么貢獻。但是猶太民族一旦將他們的學習熱情轉移到世俗的科學技術上，一兩代人之后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產生了眾多杰出的科學家。可以預期，幾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學家的名單里也一定會有許多中國人的名字。

­　　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重視教育的文化是個雙刃劍，有利也有弊。中國教育由于過度關注應試科目的學習，因此，有益于學生身心健康的體育、文藝及各類群體和社區活動常常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眾多學子也在埋頭苦讀中犧牲了青少年所應享有的快樂時光。這些問題在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日本以及所有的海外華人群體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國的學生的確太辛苦了，但也造就了中國超高的基礎教育質量，為中國走上創新型的經濟增長之路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為FT中文網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