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位爸爸成為“網紅”:為讓兒子能上重點小學,他打算用500萬元買學區房,卻遭房主跳價。他將此番經歷寫成博文,引發又一場對教育的全民關注。
對此,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認為,每年2000億元的海外留學消費、頻頻見諸媒體的天價學區房等新聞,無不反映出一個迫切的現實——教育供給側亟需改革。
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他借用了這樣一句名言:“未來不是我們想要到達的地方,而是我們要創造的地方。”
而我們能夠在未來創造出什么樣的地方,取決于我們在今天接受了什么樣的教育。
教育應該給大家更多選擇
解放周末: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很多家長把自己圈定在“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的擇校線路圖上,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壓力,學區房便是其中之一。教育部正在試點“多校劃片”政策,試圖緩解天價學區房現象。對此您怎么看?
朱永新:其實,問題的關鍵在于優質教育資源太少、太集中了,而不在于擇校。甚至從長遠來看,不應該限制擇校,而應鼓勵擇校。
教育就該給大家更多的選擇,讓不同的孩子能夠選擇適合他的學校。就像買東西一樣,如果限制大家選擇商品,那商品的品質就很難有保證,教育也是一樣。
解放周末:現實中的擇校可能出于一種無奈:如果不想盡辦法擠進有限的幾所設施好、水準高的學校,就會落入各方面都差強人意的普通學校。
朱永新:不同學區的學校,教育品質不一樣,這是一個全世界范圍普遍存在的現象。發博文的那位父親,如果他移民成功就會發現,西方發達國家平民區的學校和富人區的學校,品質也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目前凸顯的問題是,公辦學校的質量參差不齊,差距太大了。但我認為,實行“多校劃片”,孩子進哪所學校由搖號來決定,只會讓老百姓有一種把自己交由命運的無力感,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我覺得應該重新進行資源配置,讓公辦學校至少先在教師資源配置上做到相對均衡,不能讓優秀教師集中在少數幾所公辦學校。
解放周末:短時間內要打破這種不均衡似乎有難度。
朱永新:一定會有一個過程,而且,要求所有的公辦學校最終在品質上都是一樣的,也是不現實的。
解放周末:那擇校問題究竟該當如何解決?
朱永新:應該努力為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國外最好的學校大部分是民辦學校,很少是公辦的。
我們現在90%以上的大學是公辦學校,如果倒過來,70%的學校讓民間力量來辦呢?他們自會各顯神通,政府運用法制手段適度管理就行了。
優秀的民辦教育成為公辦教育的競爭對手,會刺激公辦學校提升品質。
現在政府設置的門檻有些高,民間力量進不了教育領域,民間一些好的教育理念、方法和探索難以被行政部門所關注和重視。
未來是課程的競爭
解放周末:也就是說,擇校不是問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才是問題所在。
朱永新:是的。要消除這種不均衡,其實是有辦法的。互聯網時代,不用好互聯網手段就太可惜了。
學校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特別是伴隨著大工業產生的現代學校,一開始是為了讓人盡快地掌握知識和技能。這樣的制度與大工業相適應,強調的是效率和集體。但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人的學習更加多樣化、個性化,好的教育應該要滿足個性的需求。
未來學校的競爭不是學校品牌的競爭,而是課程品牌的競爭。可以把目前的學校變成一個個學習中心,一個學生可以在若干個學習中心同時學習。學習中心給孩子們提供一起玩耍、交流、分享的場所,但學習任務是個體化的。
解放周末: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朱永新:其實不然。有些國家、有些人已經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了。比如谷歌創始人之一的Max Ventilla創辦了Alt School,每個學生有自己的課表,跟其他人都是不一樣的。我剛剛從美國密涅瓦大學考察回來,密涅瓦大學的學生只有一個學年是在舊金山的校區里讀的,其他三年分別在全世界6個城市游學。
我們也可以做到。社會上有那么多的培訓機構,把它們調動起來,就能變成一個個學習中心。
另外,應該在國家層面上打造一個互聯網教育資源平臺。現在很多學校和民間培訓機構都在研發課程,但彼此是不打通的,這是一種浪費。國家應該通過政府購買的形式,把好的課程買來,免費放到平臺上。這樣,邊遠地區的、基礎薄弱的學校,就可以利用這個平臺了。
解放周末:在不同的學習中心取得的成績,或者說學分,該如何被認定?
朱永新:隨著時代的發展,學校之間的壁壘會被逐步打破。現在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去學校上學的同時,還把孩子送去民間培訓機構,在家還讓孩子上網學習。為什么不能整合這三種學習資源,彼此承認學分?這樣既能讓學生有更多選擇,也能減輕他們的課業負擔。
甚至還可以在家里學習,我一直呼吁在家學習的合法化。美國在家學習的人已經超過200萬了,按照比例,中國預計可以達到1200萬,甚至更多。
想明白才能真正改變
解放周末:這樣的話,學校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朱永新:學校消亡是不太可能的,盡管國際上一直有學校消亡論。但學校的轉型是肯定的,未來的學校會打破獨立的校區概念,呈現個性化、定制化。
學生不再需要學校提供完整的知識結構,而是在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識結構后,通過自主學習,建構起能滿足自己需要的個性化結構。
教育應從以知識為中心改為以學生為中心。未來的教師也會變成孩子們成長的伙伴。扎克伯格提出,未來的教師是自由職業者。新東方合伙人陳向東最近辦了一個“跟誰學”的教育電商平臺,據說最年輕的英文老師才10歲。這就是能者為師。
解放周末:這必將引發教育考評機制的改變。
朱永新:入學考試是大可不必的了,學校的大門隨時都應該是敞開的。
文憑的獲得也會有所改變。通過一門課的考核就拿到一門課的學分,修滿一個專業的學分就拿到一個專業的文憑,和你學了多久、在哪里學的都沒關系。
最終,學歷也會被淡化。一個人只要能通過嚴謹的評估,以證明他對某一領域的精通和了解,就能進入社會找工作。
解放周末:這種學校形態的變革對教育意味著什么?
朱永新:從信息技術產生以來,人們一直在努力探索變革教育。
最初,人們是在工具和技術層面上變革教育,PPT課件就是這方面的變革成果。后來人們發現,光變革工具不行,教學模式也必須變革,因此有了慕課、翻轉課堂等。
但這些都沒有對教育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美國前教育部長鄧肯曾說,“我們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能算不多,但遠遠沒有產生像生產和流通領域那樣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沒有發生結構性改變。”
當下,我們已經站在了教育結構性變革的門口,能否真正開始變革和創造,取決于我們有沒有勇氣推開這扇門。
教育行政部門應該認真思考:未來的學校是什么樣,未來的學習是什么樣的。想明白了這些,才有可能真正改變教育的現狀。
把自主權交給“農民”
解放周末:“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它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
朱永新:“錢學森之問”表面上是一個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實質是一個體制問題,即如何讓教育家辦學,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門辦學。
解決了這個問題,培養模式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就像農民知道該怎么種地,把自主權交給農民就行了。
解放周末:您從2000年開始的“新教育實驗”,就是教育家辦學的一種探索與嘗試嗎?
朱永新:我們不敢自說是教育家辦學,但我們確實是在腳踏實地地努力,希望在現有體制下,取得漸進的、微小的改變,以探索教育改革之路。
解放周末:何謂“新教育”?
朱永新:這個問題很多人問,甚至有人問:“你做‘新教育’,那我們做的都是‘舊教育’?”
實際上,新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概念。了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新教育”于100多年前發端于英國。歷史上一些偉大的學校和教育家,許多都屬于“新教育”體系。比如杜威的芝加哥實驗學校、日本的巴學園等。上世紀20年代,陶行知先生也曾把他們的教育探索命名為“新教育”,他們主張尊重兒童,通過教育變革去撬動社會變革等。
我們的“新教育”主張,與“新教育”歷史一脈相承,當然,肯定也有我們自己的、新的主張,以及相應的新的行動。最初的理念設計在我2000年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書中有清楚的表述。主要圍繞6大行動展開:營造書香校園、師生共寫隨筆、雙語口才訓練、建設數碼社區、聆聽窗外聲音、創建特色校園等。
解放周末:16年中,實行“新教育”的學校從1所發展到近3000所,有60多個當地教育行政部門與“新教育”合作,在區域內推行新教育試驗。應該說,“新教育”已經成為目前中國民間最大的教育改革。在這一過程中,“新教育”的理念是否有所變化和發展?
朱永新:有。新教育實驗本身是我們與實驗學校和老師們共同的創造,在不斷完善發展之中。比如從最初的六大行動到現在的十大行動,“新教育”的理念和行動在逐步豐富,但核心理念從沒變過,那就是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重視教師和學生的幸福感,強調人的“完整的成長”。從人自身最終發展的完整性來說,就是要讓每個生命成為最好的自己。怎樣成為最好的自己?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學校教育應該成為匯聚“偉大事物”的中心。學校要通過各種方法,把人類最美好的東西呈現出來,讓每個學生在和“偉大事物”相遇的過程中不斷發現自己、找到自己,最終成就自己。
解放周末:這樣的理念需要具體的、可實現的途徑。
朱永新:是的。所有的教育理念最后都要以課程的形式落地和扎根。為此“新教育”建構了自己的課程體系:以新生命教育課程為基礎,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結合,據此設計專門的課程。一類是新智識教育課程,分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和技術課程,即“真”的課程;一類是新公民教育課程,重點培養公民意識和契約精神,即“善”的課程;一類是新藝術教育課程,在中小學階段,尤其是小學階段,僅有美術課和音樂課是不夠的,藝術教育應該成為美育的最重要手段,即“美”的課程;最后一類是特色課程,作為對以上三類課程的必要挖掘與補充。
好的教育并不害怕考試
解放周末:伴隨著“新教育”的成長,質疑聲也不曾斷過,認為規模過于宏大,理想過于高遠。
朱永新:有人說我是“堂吉訶德”,搞“新教育”的是一群“傻子”跟著我這個“瘋子”跑。
我不太介意這種說法。很多時候,中國人就是缺少一種改革的精神、行動的精神。大家都覺得教育有病,但還在推波助瀾,尤其是做父母的,生怕孩子落后一點點,拼命地報補習班。
也許社會就需要我們這么一群“瘋子”、“傻子”。教育的智慧就是在現有的制度下去尋求最大的空間。
解放周末:您曾說過,就算戴著鐐銬,也要跳出精彩的“鐐銬舞”。
朱永新:是的。其實改變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難,帶來的影響卻要比我們想象的大。
比如我們有一個“締造完美教室”的項目。新學期開始,老師帶著學生一起為新班級命名,比如毛蟲、蝴蝶、向日葵等,賦予班級一個生命的具象。然后設計班徽、班旗、班歌,制作班級日歷,日歷上有每個孩子的生日。以后每逢孩子過生日,老師和全班同學會送他一首詩或者生日故事,詩里嵌著這個孩子的名字。
學期結束會有一個“班級敘事”的系列活動:師生一起把這學期里發生的重要事情做成PPT,與父母和各科老師一起分享學生的成長故事;舉行一個生命頒獎儀式,用師生共讀過的書中人物命名獎項,所有人都有獎;全班同學共同參演一部“生命敘事劇”,劇本改編自共讀的這學期最感動人的一本書。
就是這些看起來很細微的、瑣碎的改變,讓孩子們的學習勁頭、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慢慢地,它從一個班級,影響到整所學校,輻射到周圍區域。
制度上的問題一時半會兒很難得到解決,但我們不能干等,與其抱怨,不如每個人作出自己的改變,從不同的維度去影響教育。
解放周末:但在教育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多數孩子終究還是要走上高考這座獨木橋,教師也背負著各項繁雜的考核指標。
朱永新:好的教育并不害怕考試,江蘇海門的“新教育”實驗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海門開展“新教育實驗”10年,考試水平不斷提升,多項指標在江蘇省名列第一。
分數不是我們的追求,只是對我們額外的獎賞,好的教育自然會得到好的分數。
病根還沒被挖出來
解放周末:行動上的改變看起來簡單,但背后是要對教育本質的認識先有所改變。
朱永新:說得沒錯。
現在的教育圍繞著考一個好分數、上一所好學校、找一個好工作展開。小學把多少人進了名牌中學、中學把多少人考上名牌大學、大學把多少人找到好工作,作為教育成功與否的標準。用一把分數的尺子衡量所有的學生,結果自然就只有第一名這一個英雄,其他人都成了失敗者,成為陪讀生。
這從根本上就錯了。
解放周末:關于教育的談論從未停止過,但為何要在教育的本質上達成共識如此的艱難?
朱永新:雖然一直有討論,但我并不認為討論真正深入展開過,包括國家層面上,對教育問題也幾乎沒有進行過深入的、全方位的討論。
大家看到的都是教育問題的表象,病根還沒被挖出來。
解放周末:比如?
朱永新:就拿當下熱門的公務員考試來說,為什么對學歷要求越來越高?為什么不可以為高中生提供一個和博士生公平競爭的平臺?根據我多年的工作經驗,公務員做好工作,重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學歷。
以學歷為導向的考試容易鼓勵大家對文憑的盲目追求,這種明顯的學歷歧視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不良影響,很多企業在招聘時甚至要求應聘者必須是“985”高校的畢業生。這種赤裸裸的對人才選拔的歪曲,是整個畸形制度設計的體現。
只憑學歷來選拔人才是不公平的。人的能力有多種多樣,不同的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
解放周末:非高學歷者不招,但招進高學歷者后,招聘單位往往發現,其實并不好用。
朱永新:中國人的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總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真正按照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去選擇專業和職業的人少之又少。不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不是自己的能力所長,要做好工作很難。
另外,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沒有在學校之間搭建可以通行的立交橋。而在國外,學校和學校之間是四通八達的,讀職校的學生,只要想學、學得好,照樣可以去北大、清華深造,但在國內,大家視職業學校為學習失敗者的去處,身為職校生也天然地有自卑感。
解放周末:中國的教育改革究竟該往何處去?
朱永新:國家和個人都在強調教育對人的能力的培養,但這不是根本性問題。事實上,當人的主體自覺以后,主動拓展自身能力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現在教育的根本問題是缺乏穩固的精神基石。精神的基石沒有夯好,能力還可能會把人帶到反面。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教育如果只重視專業技能的話,就是一只經過良好訓練的狗,而不是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教育改革應該回到教育的本質上來,應該回到人的素養、價值觀、信仰和道德層面上來,唯如此,才能構建穩固的根基。 (記者 顧學文 實習生 查錦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