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法實施近10年"重點班"劃分卻從未停止

　　北京市張女士的兒子今年“小升初”，因數學成績突出，進入一所市A級一類重點初中。開學后揭曉的分班考試結果，孩子進入數學實驗班。這讓鄰居和同事們頗為羨慕。

　　每到開學季，學校分重點班與非重點班總是引起社會關注。9月6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市中小學開學頭幾天安排滿了各種重點班的分班考試，記者就北京50所初中分班情況進行調查，其中僅有6所學校不分重點班非重點班，其余44所初中全部分班。各學校對重點班的叫法五花八門，“實驗班”“競賽班”“優培班”“火箭班”“寶塔班”等等。有的學校重點班序號也安排得特別“隱蔽”，和普通班穿插在一起，而且過一段時間還會調換。北京市某C級二類中學的老師表示，即使學校初一初二不分重點班與非重點班，初三也肯定會分。

　　分班為何制止不住?僅僅是升學率在作祟嗎?這些需要有關部門深入調研。

　　本報記者對不同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家長、老師和學生共18人進行了采訪，他們都表示目前初中階段，從縣到省市，100%都分了重點校、重點班。另據了解，小學也有分班情況存在，但為數不多。

　　《北京青年報》報道的第二天，北京市教委通過媒體“重申不得設重點班”，要求義務教育階段各級各類學校應按照平行分班的要求做好入學組織工作，不得設立重點班以及以區分學生學業水平為目的的實驗班，特別不得以所謂“因材施教”名義對學生進行分類分層式入學考查和分班教學。同時，市區教育督導部門和教研部門要加強對學校入學測試的監管指導，并建立相應的檢查備案制度。

家長孩子看法不盡相同

　　作為家長，張女士并不十分看好實驗班，她擔心長期的競爭氛圍會影響孩子的全面綜合發展。說起分班結果，張女士的兒子也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興，他因為不能和小學同班好友繼續在一起學習感到遺憾。

　　在廣州，郭碩今年進入本市一所重點一類中學高中部開始學習。回想剛過去的初中三年，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競爭”兩個字。郭碩所在的中學是廣州數得著的好學校，剛上初一就分班考試，他進了年級唯一的重點班———數學競賽班。學校為這個班配備了各科最優秀的老師，從教材、教學安排、進度、作業負擔等都和其他班不一樣。全班每月有考試排名，實行末位淘汰制，最后一名要被調到普通班，普通班考第一的，可以調進這個競賽班。

　　“這種高強度壓力，讓我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也從中體驗到了快樂和成就感，懂得了不進則退、付出才有收獲這些道理。但也有弊端，拼命競爭三年下來讓我們這些學生缺少彼此協作和相互關愛，除了成績，其他興趣愛好都荒廢了。”郭碩說。他還特別強調，曾被末位淘汰制“淘汰”的四位同學，后來處境比較慘，好像徹底被打擊了，甚至有一個同學連普通高中都沒有考上。

　　這樣的分班，學生有選擇權嗎?媒體報道，今年9月北京某學校開學正面臨分班的一群初三學生，自發成立了“反對班級調整聯合會”，共同抵制學校以“實驗班”名義設置重點班。

　　對此，天津的馮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孩子是有差異的，只要不對孩子構成歧視和心理上影響，承認個體差異地分重點班、特長班，對孩子發展是有好處的。說起自己女兒所在的重點初中學校，馮先生很感謝老師負責的態度。老師發現馮先生女兒有寫作天分，并一直鼓勵和引導，讓她從剛開始的性格內向逐漸變得開朗自信。馮先生說，這和學校的定位關系很大，“如果學校就是一個讓孩子拼成績升學的地方，分重點校重點班就會讓孩子圍著分數殘酷競爭;如果定位在培養人才上，根據每個學生情況，發揮特長，彌補短板，就要支持。如果是‘大鍋飯’，我的孩子很可能沒人管沒人問。”

　　山東煙臺的楊女士也向記者介紹了上初二的女兒的情況，在小學時要天天督促寫作業，上了初一入學就分班，每半年考試再根據排名分班，甚至按照單科成績排座位。孩子現在真知道學了，課外興趣班都停了，專心學習。楊女士還提到，女兒學校里重點班和普通班在兩個不同的樓里。

　　趙先生的兒子在北京一所B級一類初中的重點班，他說，以前重點學校可以撈到一批拔尖的好學生，現在就近入學，生源參差不齊，有的孩子確實非常優秀，如果不做區分，這些孩子的優勢很可能被忽略，激發不出孩子的斗志，也不符合重點學校精英教育定位。

老師贊成反對各有理由

　　就義務教育尤其初中階段分重點班的必要性，某中學校長曾對媒體表示，“經過多年的學習，學生們的理解能力和基礎知識，確實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有必要進行分班，這樣的做法是因材施教，不平衡是個事實，誰也控制不了，應該讓所有孩子在自己的基礎上得到發展。”

　　“所謂因材施教，就初中階段，我并不覺得要給拔尖孩子再‘補小灶’，老師任務是讓每個孩子都不落下，發現有特長的，我會和家長反映，提出建議;對于差一點的孩子，反倒要重點盯著。”一位初中班主任老師說。

　　接受采訪的一位老師和記者分享了自己孩子小斌的成長經歷。小斌上初中后，和很多同學一樣依然很貪玩，“我督促一下就學點兒，一直屬于中不溜，結果中考差兩分到統招線。因為我當老師的緣故，讓小斌加分上了重點。小斌上了高中后摸到學習門道，第一次統考就在全校上千人里考進前100名。后來，小斌大學考得很順利。如果不是老師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像我兒子這樣的孩子會怎么樣。”

　　對學校分重點班的必要性，有學校認為是家長望子成龍的需求，一位中學的王老師坦誠地對記者說，家長大多數會跟著學校走。“如果有重點一說，幾乎百分之百的家長都希望自己孩子能上重點班。考分低了一點上不了，千方百計找人要求上重點班的，也大有人在。”

　　對此，一些老師接受采訪時也指出了分重點班的各種弊端。

　　從教近30年的郝老師告訴記者，“我所在的初中是個縣級普通中學，很多在市里上重點初中的孩子因為老師講得快也時常到我們學校找老師補課，所以好成績可能是壓出來的。就初中階段而言，課程不難，重點班非重點班老師的教學能力差距沒那么大，只要老師盡心盡力，每個孩子都能學會。成績上有個橡皮筋現象，有的孩子前面壓得厲害，上了高中反倒沒有勁了。義務教育階段應當輕松，主要是樹立正確的世界觀。”

　　“重點班通常氛圍好，整體學習成績好，安排的老師教學能力和責任心都比較強，而普通班的老師壓力和責任心就沒有那么強，只要不出事就行，對成績要求不高，孩子們自制力弱，相互影響大，紀律不好，有的孩子表現不明顯，有的就表現為自卑，有的放縱自己，甚至自暴自棄，而重點班的孩子勁頭足，越來越自信，慢慢就出現了兩極分化。”某學校的吳老師說。

　　一位退休中學老師告訴記者，初中階段的孩子，分重點班對他們的成長而言弊大于利。年齡決定了初中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和引導的階段，“從心理上說，這個時候孩子被尊重的需求越來越強，但自制力和成人相比還不夠，容易受環境，尤其是同伴的影響，也許學好不容易，但學壞非常容易;從智商上看，只要不是極特殊情況，差距不大。分班對一些孩子來說是不公平的。人為地把自制力比較弱的孩子放在一起，他們更難挖掘出自己的潛力，容易讓這些孩子放縱自己，走向叛逆、失控。”

　　對此，身為初中班主任的劉老師說:“分重點非重點班，很大成分是考慮中考升學率，可這樣做會埋沒一大批好孩子。”

教育行政執法不力

　　2006年義務教育法在首次修改中增加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應當促進學校均衡發展，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不得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學校不得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條款。這一條款誕生了十年，地方教委也重申了十年，但分重點校、重點班的現象依然如故。

　　教育部政策法規咨詢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秦惠民教授表示，義務教育是現代政府為培養合格公民為適齡兒童提供的最基本的教育產品，不是有選拔性地篩選或人才分流機制。它是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受教育權、也是公民唯一平等享有受教育權的9年。作為一個純粹公民教育階段，義務教育必須人人平等，大家接受的教育安排、內容都應當無差別。這不僅是我們國家，也是世界各國都在堅守的一條底線。如果家長和孩子根據自己情況有更多的需求，應從市場上尋找，而不是要求公辦學校做到。“義務教育法禁止分重點校重點班，是法治和公平正義的要求，這不容置疑。”

　　“義務教育階段分重點班很難談得上合理性”，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姚金菊告訴記者，分重點多數是論分數或一科目的特長，不是對學校、孩子全面素質的衡量，也沒有突出孩子身上獨有的寶貴品質和優勢，相反，很可能因為分重點而抹殺掉這些。上學頭九年，不僅僅是考試和分數，應當是綜合全面能力的提高，也是和不同特點的同學相處，懂得是非善惡，共同協作解決問題的過程。

　　“初中就分重點校重點班，從教育均衡化和教育公平角度都說不過去，特優質資源相對集中，必然導致大家爭相獲得，甚至不擇手段，滋生腐敗，高收費現象和錢權交易勢必難免。”秦惠民說。

　　“教育執法環節出了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我們的教育行政執法體系也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頭一件事應當是系統研究義務教育法的執行。一直以來，公眾普遍認為義務教育法是軟法，而實際上類似禁止分重點校重點班等很多規定是硬性規定，也對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姚金菊說，義務教育法第53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一)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

　　對目前有法不依的狀況，秦惠民也認可問題出在了執法不力上。他說，實踐中均衡化推進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不理想。消除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化、平等化過程中的阻力，政府還應在法律框架內進一步有所作為，僅僅口頭重申這種執法方式已經不管用了，對教育實踐中的違法行為，應該主動依法進行干預。

　　如何在法治框架內推進教育均等化，秦惠民結合國外考察心得分析了目前教育實踐中的問題，他說，“比如關于優秀校長、教師流動機制。我們現在通常是干得好的，從鄉鎮調到縣城，調到省市乃至北京，導致基層總是缺好老師和好的管理者，都集中在了城里的重點學校。而真正需要老師、需要加強教育的邊遠地區一直吃不飽，導致了很多問題。正確的導向應該是推動好的管理者和優秀教師向薄弱校和教育相對落后的地方流動，以改善薄弱校和落后地區的教育，造福那里的孩子，推進均衡化的發展。”

　　“這就涉及到教師待遇問題，好的待遇才能吸引人，留住人，偏遠地區收入低，人往高處走，如何能留得下老師和管理者，澳大利亞中部相對落后地區的教師待遇是悉尼同等教師收入的3倍。推進義務教育的均衡化，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一邊為鄉村教師感動，一邊以各種名義和借口把大把資金投向重點校。學校間差距已經很大，在差距之上還保留重點校重點班的做法，助長了教育不公平，這也是擇校熱不減的根本原因。”秦惠民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