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再引熱議 專家：輿論和大學應各自守住界限

　　據媒體報道，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學低調地為第一屆教改實驗班的學生舉辦了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校方沒有通知媒體，還封鎖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憑學校證件才可進入。

　　這和南科大創校初期的“高調”完全不同。從朱清時上任起，南科大的一舉一動，都被媒體關注，頻頻上“頭條”—2011年南科大首屆學生全員自主招生、這批學生隨后被要求參加當年的高考，深圳市為南科大公選局級副校長，南科大管理暫行辦法公布，南科大理事會成立，香港科技大學援助南科大的教授離開南科大并發文質疑朱清時，南科大退學學生炮轟南科大管理混亂，等等。

　　南科大一路走來，可以說，媒體的報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讓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當、越界的輿論，甚至影響到南科大的正常辦學。如何處理好媒體報道、輿論監督和學校自主辦學的關系，厘清輿論監督和學校自主辦學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個中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現代學校制度建設中，值得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

南科大最初的“高調”，是改革的策略

　　客觀而言，朱清時校長從上任時起，是希望借助輿論的力量，推進他所倡導的“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筆者看來，這種策略在初期是正確的：一方面，社會公眾當時并不清楚這兩方面的改革價值，朱校長借助媒體的報道，宣傳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樹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對我國高等教育所要進行的關鍵改革進行“普及”；另一方面，通過輿論的力量，推動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決心放權改革。2011年，朱校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明確表示，期待輿論“拯救”南科大，因為當時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復卻是只批準“籌建”，沒批準招生。

　　從實際效果看，當初的“高調”策略是成功的。首先，還沒有獲得招生許可證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學位”，獲得社會輿論普遍支持，也吸引了眾多優秀學生報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還沒有正式辦學，就因改革之名而成為名校；其次，教育部門也加快對南科大籌建審批的進程，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關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籌轉正”。

非專業的輿論監督，讓南科大飽受輿論之苦

　　在接下來的南科大辦學中，輿論卻開始“轉向”，從最初高調的支持，逐漸演變為一邊倒的質疑。卸任前的朱清時回憶稱，一邊倒的輿論讓南科大幾乎“翻船”。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輿論可以起到向公眾宣傳學校辦學理念、向行政部門施加壓力、促進改革推進的作用，但是卻無法代替學校和政府的溝通、校方和師生的溝通。南科大的辦學者，在這方面有考慮不周之處，而輿論也在這一期間存在不專業、越界的情況。

　　比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離開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學生退學。這兩起事件，反映出兩大問題：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輿論宣傳，卻忽視了在內部達成教育改革的共識。這就好比輿論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這不能想當然認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員、教師，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視外部環境營造，而忽視和師生的溝通，反過來會造成師生產生某種逆反情緒。對于行政部門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輿論監督報道缺乏專業性。本來，任何學校有教授辭職、學生退學，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對于南科大，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學生選擇退學，似乎就意味著南科大辦學的失敗。這非但給學校正常的辦學帶來壓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內部矛盾。這期間，也有媒體主動反思對南科大的報道是不是太“過火”，但更多的媒體卻苛責南科大的內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內憂外患”。

　　筆者一直認為，初創階段的南科大，關鍵在于理順政府和學校的治理關系，在內部辦學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結構，但要求南科大一開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現實，具體的辦學也需要一個完善過程，比如，在沒有獲得招生許可證時招生，這在改革語境之下，是完全合適的，因為可通過招生，倒逼改革推進。

南科大走向“低調”，在情理之中

　　在朱清時校長任期的最后兩年，南科大變得“低調”，這是在情理之中的。南科大已經過了再高調宣傳改革理念的時期，很多具體的辦學事務，必須實打實地推進，而這些事務，是不必通過媒體進行報道的。道理很簡單，如果把任何校內的教育、學術決策的討論過程都進行報道，那討論如何進行下去？

　　當然，南科大走向低調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朱清時校長最初提出的兩大改革，并沒有如預期順利推進，2012年學生不再進行全員自主招生，而是納入高考，采取三位一體的評價方式進行錄取，從這批學生開始，南科大畢業生將授予國家統一承認的學位；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也因南科大校級領導有局級級別，而遭質疑。這次南科大首屆學生畢業，授予學位，學校的低調處理，連朱清時校長也沒出席，應該是刻意而為，學校不希望再卷入爭議的漩渦。

　　如果拿戀愛和婚姻來看南科大，“高調”中的南科大是在談戀愛，憧憬未來生活的階段，把未來想得太過美好，也很正常；而目前“低調”的南科大，則是在過日子階段，這也正是我國教育改革的真實寫照，目前的南科大，更需要輿論給予理性的、恰如其分的關注。學校在輿論場上變得低調，對于正常辦學來說，并不是一件壞事。理性的輿論應該意識到，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推進受阻，這是政府層面放權不徹底的問題，而不是南科大自主辦學的問題，因此，應持續推動政府放權進行改革，同時給予南科大自主辦學的空間。

輿論和大學各自守住界限

　　與國外大學—包括名校和名校校長—并不經常見諸報端相比，我國大學和大學校長卻時常成為新聞的主角，這和我國大學正處于改革之中以及大學經常曝出各種新聞有關。在正常的辦學形態中，大學其實應該有相對安靜的環境，不受外界打擾自主辦學，輿論報道、監督和學校的自主辦學，各自守住界限。

　　長期來，我國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教育和學術嚴重行政化和功利化，輿論一直呼吁要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大學，并尊重教師的教育自主權，可是，在介入學校報道和監督時，不少輿論有時也在扮演干涉學校辦學自主權，表面呼吁改革實質卻在反改革的角色，這必須引起媒體的反思。

　　對于教育改革，輿論應著力監督政府部門和學校行政放權；對于大學的辦學，輿論當然可以監督，但必須明確基本的原則。在高校內，近年來都在推進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分離，也就是說，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學術評價、決策，要把教育事務、學術事務的管理交給教師同行委員會—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根據本校的辦學要求，對教師的教育教學、學術研究做出評價，而且，在評價中，還會聽取學生的意見。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能干預教育和學術評價。很顯然，校外的監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代庖，對學校教師的教學、學術研究進行評價了。

　　輿論對學校辦學的監督，主要在于教育經費的使用，學生權利的保護等領域，包括報道大學出現的教育腐敗、學術腐敗、學術不端現象，侵犯教師、學生權利的行為，而對于具體的專業性質很強的教育事務、學術事務，則不能干涉，這包括設置學科、設置專業、組織教育教學、開展學術研究和國際交往等。這屬于辦學自主權范疇，應由學校內部民主管理、決策。近年來，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定大學章程，制定大學章程后，大學就依章程辦學。清華大學章程就提出：“學校舉辦者和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依法對本校進行監管，尊重和保障學校的獨立事業單位法人地位和辦學自主權，提供和保證學校的辦學資源，保護學校事務不受校外機構、組織、個人的非法干涉。”

　　這也給正在探索自主辦學的大學提出要求，即應該把向公眾公開的辦學信息，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開，以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同時，應該在學校具體辦學中，實行以教育和學術為本的管理和評價，這樣，學校辦學形成公信力，社會也就尊重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到，要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貫徹、落實《決定》，無論是政府部門的管理，還是媒體的報道、輿論監督，都要學會尊重大學的辦學自主權，明確權力的邊界，不能以各種理由干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當然，這也需要大學完善現代治理結構，提高現代治理能力，建立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以整體提高學校的辦學質量。